最优哲学的作用论文（案例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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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毕业论文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进行一切改造活动的基础。实践是具有客观性和物质性的一种活动。人类进行一切实践活动的目的均是具有能动性的。实践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活动，其在内容上主要包含三个基本形式，具体表现为生产实践、处理社会见存在的相互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实践。实践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观点。

一、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

(1)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为一种全球意识。

在经济及科学技术告诉发展的当代社会环境中，实践在空间特性上表现为全球性的规模和全球性的效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进行理解可发现，其实践观表现为具有一种具有全球性的意识，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须站在全球的角度，深入解读实践字人对世界间成存在的相互关系，对当代人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当代，实践是人与世界关系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实践所体现出来的全球性标志着当代人与世界存在的关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展开和实现。人与自然间存在的关系表现为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均具有全球性，成为备受全球人们关注，并急于对其进行有效解决的问题。

(2)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一种未来意识。

受当代技术存在的特殊性质影响，当代实践存在的时间特性对未来产生极大的影响。和这个特性相互适应，马克思主要哲学中的实践观体现为一种关于未来的意识，该种观点要求人们在对当代实践进行考察的过程中需高度重视对人与世界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着重对实践对人与世界关系未来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解读。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实践对全球规模及效应产生的意义具有双面性，实践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具有双面性，当代实践中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导致发生的诸多问题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最后对未来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制约作用。虽然在当代世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国内矛盾、国度矛盾等所引起的各种冲突与战争目前还可以通过各种力量进行控制，将这些矛盾所引起的相关冲突与战争有效地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及范围内。但是这些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并且还随着世界的发展不断与多种全球性的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在世界得到发展的同时，各种全球性问题也在不断发展。当这些矛盾进一步激化时将会对世界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3)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一种人类意识。

在当代技术发展存在的特殊性质的影响下，当代实践所具有的价值特性主要体现为主体性与反主体性效应二者间的同步增强。因为当代实践具有全球性的性质，并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里所提到的主体就不仅仅指特定的个体，也不仅仅指特定的.人群，而指的是整个人类。与这种情况相互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体现为一种与当代实践密切联系的人类意识。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必须从人类整体观点来理解实践及其未来的发展情况。从人类的观点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进行解读的实质就是要站在人类生产和人类发展的高度对当代实践多人与世界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解读。当代实践所具有的全球规模和效应双面意义及其对人与世界关系发展产生的双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为，实践作为当代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对世界进行理解和把握的一种基本方式，当代实践凭借其特有的技术不断得到扩大，不断增强，并充分展示了人类所具有的强大本质力量，为人类的生存和今后的发展创造出了无法预想的有利环境和条件，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体现为，当代实践作为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当代实践的技术又会反过来对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冲击，进而会为人类生存和人类发展造成出诸多种现实的威胁和可能的威胁。当代人与世界关系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的各种困境和各种危机，实质上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多面临的困境和危机。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当代实践的主体和反主体效应的基本内涵。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意义。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为基石建设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观，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该种实践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其基本特征重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充分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

第二，“不争论”、“让事实说话”，求真务实的实践理论风格。

第三，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人民群众实践主体论。

哲学的毕业论文

哲学以理论的方式面对存在世界，以期达到对存在世界本身的理解。它并不预设政治哲学具有绝对的本质，等待着我们发现并且揭示出来。

我们首先不要误解了“何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本身。

它并不预设政治哲学具有绝对的本质，等待着我们发现并且揭示出来。

恰恰相反，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共识和差异，它要求提供的是我们各自对政治哲学范畴的理解，并且通过对话来明确差异和共识。

在我看来，在今天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氛围中，政治哲学应该成为第一哲学。

在这里，政治哲学作为第一哲学这个提法并不是说政治哲学成了哲学的首要部门从而获得某种统治地位，而是说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哲学存在论的政治性和政治本身具有的存在论意义。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哲学存在论的当代形态。

因此，下面我们将从政治与哲学的当代变迁来阐释这一命题，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阐释我们对政治哲学这一范畴的基本理解。

我们都知道，哲学有一个耳熟能详的简洁定义，也是最高定义，这就是爱智慧，就是对智慧的追求。

但问题在于对智慧本身的理解。

就作为哲学典型发端的古希腊来说，智慧被明确地规定为理论知识，其基本的目标就是揭示绝对真理。

不仅哲学的功能被理解为认识，而且认识的目的被把握为揭示真理。

我们把这样一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传统称为认识论路线的哲学。

在这条路线上，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沉思，追寻不受经验和现象干扰的自在真理。

哲学以理论的方式面对存在世界，以期达到对存在世界本身的理解。

在这条路线上，不论观念与对象符合，还是对象与观念符合，哲学真理只能被理解为符合论的知识。

关于存在是什么并且我们如何知道存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成为传统西方哲学的核心。

在这一哲学传统中，哲学与政治之间产生必然的二元论划分和实践中难以解开的纠结。

既然哲学事关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政治是统治的技艺，政治中的艺术和经验就只是某种不确定的意见，没有真理性。

而且权力可能干扰人们认识真理，只有在没有政治权力的地方才有真理性的认识，因此哲学高于并且远离政治。

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管理城邦是从理念世界下降到经验世界，被理解为一种牺牲和贡献。

柏拉图的哲学王，并不是说当上了统治者是哲学家的荣耀，而是说政治只有服从哲学提供的绝对原则才是好的政治。

而近代的康德认为，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

很显然，不论是柏拉图的哲学王还是康德的哲学家不能为王，都是肯定了哲学优先于政治的绝对地位。

在西方认识论哲学传统中，哲学和政治是两回事情，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制。

然而，这个认识论哲学传统无可挽回地终结了。

关于它的终结，我们已经在不少的地方谈论过，核心的问题是自在概念和绝对概念的瓦解。

存在是在实践与认识中与我们相关联的对象性存在，现实是实践中的生成，而不是自在存在和自在运动。

因此我们只能形成对象性的认识，而不是无时间的绝对真理。

知识是被构成的，而且知识的对象也是在实践中被构成的。

在这样一种思想视域中，哲学不是现实之外对现实的理论直观，而是在实践中面对现实并且超越实存的那样一种批判性的思想维度。

它要反思的是人作为存在怎么存在，并且怎么样去存在，因此是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存在智慧，是我们应该依循它去生活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即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再被把握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科学。

哲学从来就在生活世界之中，并且要自觉地立足于生活世界。

洞穴之外的理念世界诸如绝对正义、理想城邦等等只是观念的幻想，存在的异化。

在自觉地以生存的实践为基础和目的的哲学中，不再有关于经验和现象之外的关于存在的冥思(本体论问题)，也不再有内在的意识如何可能抓住外在对象的思辨困境(认识论问题)。

关键的是：在物性世界生存的人作为个体和作为类如何面对现实并且超越他的实存。

哲学就是超越性的批判和建构。

诸如正义、平等、自由、至善、良知，乃至于宗教的上帝、天堂、来世等等本质上只是超越实存的观念建构，虽然对于生活实践具有根本的导向意义，使存在超越单纯的物性成为人的世界，但是，它们本身不是自在存在，也不是绝对的生存原则，而是历史性的思想建构。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种发明观念的活动。

有一本政治哲学导论的书名就叫做《观念的发明者》，这一书名恰当地表明了哲学的功能和性质。

实证的真理让渡给了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发明观念、创造意义、思考价值，自觉地将自己看成超越性实践内在的构成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指向异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当然，问题在于不要将这样一种实践的理论阐释为脱离时间的绝对真理和抽象教条，而是以实践思维为基础，将思想导向生存的世界。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思想趋向现实的同时，现实也要趋向思想。

这是一种存在的循环。

在这个循环中，有哲学，当然有政治。

由此我们能够理解，“革命”乃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

随着哲学从认识论路线向实践论路线的转型，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哲学既然不是实践之外的理论直观，而是生存的智慧，哲学不在政治之外而是在政治之中发生。

不是说哲学只有远离政治才能发现真理，政治只有远离哲学才能抓住现实。

正好。

相反，哲学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形成，政治权力应该在哲学理念的引导下运行。

政治与哲学相互规定和相互构成。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变迁意味着哲学存在论必须具备政治的维度。

今天关于哲学存在论的谈论远离了这一维度，将退回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辨。

只是从哲学形态和哲学性质的变迁来看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还是一个初步的认识。

它讲的还是思想史内部的事情。

真正说来，思想发展不是思想史内部自我推动的结果，而是思想与现实交汇作用的产物。

今天，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不仅是哲学形态变迁的结果，而且是政治作为社会历史维度的当代转型在思想上的一种体现、一种要求。

随着政治内涵和功能在当代的变化，政治不再是社会历史的附属结构，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构成维度，日益发挥着维系人类存在和推动人类发展的存在论功能，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哲学高度的政治理解。

关于政治的谈论离开了存在论的高度，将变成一种关于统治的技术科学，难以理解政治的现实和意义。

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讲的是适应政治变迁的当代趋势，将对政治的理解提升到社会历史的存在论高度。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说的是人天生地要过一种社会性的生活，并且天生地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当我们今天来谈论人的政治性的时候，其广度和深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甚至与启蒙开启的现代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是政治已经真正地成为了普遍的政治，成为人类存在基本的构成维度。

所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

传统对于政治的理解立足于公共与私人、国家与社会等等二元论结构，好像政治仅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块，可以并且必须划定自己的边界。

但是，如今政治具有越来越强劲的渗透力，已经作为一种基本的力量构成生活的内在维度，我们的呼吸、我们的饮食乃至于我们的性爱都在政治中被构成。

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都有政治因素的中介。

我们生活在政治之中，政治构成生存的条件。

这种政治的普遍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在政治成为普遍政治的同时，政治也成为总体政治。

哲学的毕业论文

摘要：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都应用了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这种教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的大学教育,能够把现实中的人作为教近代教学的出发点.这种教育学思想的实质是“人”.在这种思想的帮助下.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关注教育是提高社会人文水平的一个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介绍传统马克思教育学、他的现状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关键词：马克思教育学传统问题解析。

研究马克思教育学能够深化对人的本质和发展理论的探究,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教育发展方向和社会价值.能够实现教育公平、社会价值取向正确以及全面推荐你认得发展.马克思教育学理论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研究教育学中必须要从马克思教育学整体入手,把这个理论与认识论和价值论结合来实现两者的统一.

1.传统的马克思教育学研究意义。

研究教育学是从哲学角度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入手的,在培养一个人的时候是从人的本质开始入手的,这种培养的方式是以人为本质的.对于马克思教育学它的哲学效应更高,它能够重视人是主体这一方面.强调认识自然世界的产物,也能够改变自然世界研究马克思的教育学能够对教育学有新的认识.不断的研究能够拓展方向,提高理论研究水平.

第一,在研究马克思教育学中,也能够,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正义.这一方面主要表现在,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教育的转型阶段,从以往的应试教育转型到素质教育,这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会出现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只有运用马克思的教育学林论对教育部公平进行分析才能找到不公平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社会根源.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不公的现象.并且通过在一定时期内的改变能够保证社会制度的完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不公平现象.

第二,研究马克思的教育学能够使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深深埋藏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在人民群众价值追求中,一定要坚定人才培养,正确树立马克思教育学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正确目标.

第三,马克思的教育学是把科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相结合,高度重视人的主体精神.这样就过于重视人是主体这一方面.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不仅是老师和学生,其中还包括了广大人民群众.这样这种教育学思想就与当代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了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

2.马克思教育学是改善大学教育的根源。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国家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国民素质这方面,这样要提高国家实力就必须要提高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发展.这样很多国家都在进行教育改革,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各个阶段都不断的更新课程内容,加强学科知识实践.发展他们与社会联系,在大学教育中,有效的发展学生综合实践的能力是进行教育改革最根本的表现.

3.大学教育存在问题。

第一,在大学教育中,在遵守马克思教育学规律时缺乏一定的自觉性,这样就影响了整个大学教育的发展,在大学教育中,很多学者对马克思教学学理论进行研究,但是没有得出很好的了理论,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忽视了马克思教育学与整个马克思理论整体的关系.忽视马克思教育学的学术价值和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导向.这些是教育问题的关键.从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教育学的研究速度非常慢,这与主张利用马克思教育思想指导教育改革进程和教育发展不能够结合.根据一些书店的调查,目前只有一本书解释了以上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的教育学不是课本里边的抽象理论,他能够有效的通过教育实现自身价值.在当下马克思教育学研究缺乏问题意识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教育学的关注度不高.同样也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研究方法.这就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它只是从概念逻辑进行分析,甚至用现代西方教学的观点来歪曲马克思的教育思想.这不符合马克思教育学的价值取向.

第三,在研究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教育学研究资料很少,这样就不能够完整的研究.就会造成很少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深化.这样虽然,这个问题的价值论和认识论有一点相符.但是更多方面是孤立了教育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特点,这种单一性非常不可取,要从整个社会中入手,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教育学在大学教育中的更完整性.

4.马克思教育学在大学教育问题解决办法。

在大学教育中一定要深入理解马克思教育学理论.对于以上问题我们首先,要把价值论和认识论两者相结合才能理解.从认识论或价值论角度研究来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的状况.应从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讨论人实现价值的手段.

其次,马克思教育学的研究偏向主要表现在脱离人的价值,忽视人的个性发这两方面,只是在理论上片面强调教育的社会性,不利于人在社会中发挥,不能偏向于哪个价值论和认识论,这样就不能保证马克思教育学在起重工的应用.

在研究马克思教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单一的进行研究,要从马克思理论的整体出发.马克思教育学理论把整个教育改革比喻成了一个社会性的改革,这样就包括了马克思整体理论的方方面面.要准确的理解马克思教育学的思想,就必须要超越传统的教育方式,从大的范围去了解这个教育学理论,另外还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用哲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这些理论,这样才能够改善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在研究中国大学马克思教育学中,要把这个理论与整体的马克思理论相结合,这样能够更深层次的研究,得到更深刻的理论.教育学理论关系到整个大学教育的发展,应用这个教育学理论进行大学教育改革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所以在整个大学教育阶段要不断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教育学理论.

参考文献。

哲学的作用

普特南以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研究态度，把发展意义理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以饱满的热情坚持不懈地在意义理论这片充满挑战的领域中进行孜孜不倦的艰苦探索，在意义理论研究的许多方面提出了原创性的观点，为意义理论注入了新观念，使意义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面貌。1.普特南提出意义理论研究的外在主义路径普特南所处的时代，处于主流地位的意义观念来自立场完全相反的两派理论。一是来自弗雷格()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加利福尼亚语义学派。在该学派哲学家看来，人们之所以能理解的意义，是因为说话者和听话者头脑之中的某种状态掌握了“意义”这种抽象实体。另一个理论是来自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新主义哲学学派。该学派主张，当人们的信念发生改变时，人们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和指称都会发生相应地改变。普特南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从个体的角度说，确实不一定要谈论语词的意义，只要告知一个语词的外延并描述这个词项的使用者的个人信念就足够了。但是，对于语言共同体而言，我们就需要谈论意义，否则，就无法保障交流的顺利进行。普特南认为：“问题不在于否定‘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改变谈论‘意义’的方式，我们不应该去问什么是意义，而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1)怎么才能算是知道一个语词的意义，(2)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说我们所谈论的两词具有同样的意义。”[7]正是由于普特南改变了关于“意义”的提问方式，他所讨论的焦点就随之由内涵(传统哲学家讨论意义的方式)转向了外延(或指称)。这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其直接后果是，普特南不再像弗雷格传统那样把意义看作是决定指称的抽象实体，而是开始将意义看作是由指称所决定的。这样，探讨的重心就转向指称如何确定，以及个体参与到语言共同体的谈论时所需要的基本能力等问题。普特南的意义外在论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在普特南看来，正是因为传统意义理论的谈论方式导致了关于意义的哲学问题被长期误读。“……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因的话，它应该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关于语言的那些荒谬观点，从来都反映着两种特殊的而且极有核心意义的哲学倾向：将认识当做纯个人事情的倾向，以及忽视世界(世界中的东西要多于个人所‘观察’的东西)的倾向。忽视语言分工就是忽视认识的社会性，忽视我们所说的大多数语词的索引性就是忽视来自的贡献。传统的语言哲学，就像大多数传统哲学一样，把他人和世界抛在了一边;关于语言，一种更好的哲学和一种更好的科学，应该把两者都包括进来。”[8]普特南这种独辟蹊径地研究意义理论的思维方式，给意义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方向与路径，使意义问题的正确解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使本质主义的研究变得有意义本质主义曾经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批判而成为“无意义哲学”或“烦琐哲学”的代名词，哲学界曾一度“谈本质而色变”，大多数哲学家都努力使自己同本质主义划清界线，惟恐自己不小心被划入本质主义阵营而影响自己的学界地位。直到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1971年一书的问世，本质主义才恢复了自己在分析哲学中的地位。普特南也是借助本质主义来建构其意义理论，使本质主义的谈论变得更有意义，也使本质主义的合理性进一步得到确证。普特南反对“说某物属于某一自然种类不过是将一组属性归于它而已”。他指出，构成一个自然种类的那些对象的集合可能有一些异常的成员。例如，“柠檬的‘定义特征’是：黄色，味酸，具有某种皮等等。”然而，尽管一个未变黄的绿柠檬也许是一个稀有之物，但我们把它当作柠檬来谈论并不矛盾。[9]我们知道，普特南考虑到对于他的责难的可能回答。但是，普特南拒绝那种可能回答。他论证道：第一，“有关的自然种类的正常成员也许在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认为是正常的那些成员。”第二，“自然种类的这些特征可能随着时间而变化，也可能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本质’却没有改变到要使我们不再用同一个词(普特南这里所强调的同一个词指的是我们赋予其相同意义的同一个词，而不仅仅是拼写上一样的词———笔者注)来称呼它的程度”。[10]不难看出，普特南的这两种回答透露着这样一种：一个适用于某一自然种类成员的词的'意义是惟一地与这些成员的“本质”相联系的。艾耶尔就此指出：“这种假定既考虑到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把具有这种本质的类的一个非典型的子类看做正常的种类的实例这种可能性，也考虑到该种类的真正典型的成员所表现出的属性在时间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在这两种情形中，该词的意义都保持稳定，因为它是稳定地与本质连在一起的。”[11]普特南分析了我们上述所谓的本质是如何决定的问题，[12]如，“水(water)”词语外延的固定性。我们可以用实指的方式来辨认“水”这种物质。其它物质要想成为这种物质，它们必须与我们所指的样品具有相同的液体关系。普特南认为，这种方法构成了“水”这个词的操作定义。在一定时期内，科学发现表明，那种被认为是属于“水”这个词项外延的物质成分是h2o，因此水就被定义为任何具有h2o化学成分的东西。正是这些化学成分构成它的本质。普特南明确表示，一旦水的本质是h2o得以确定，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水不是h2o的可能世界，不论使用“水”这个词的使用者是否清楚地知道水的本质。普特南关于语词意义的确定依赖于语词外延的本质的想法不仅仅适用于如“水”一类的自然种类词，在他看来，其他语词，例如人造物名词，也同样适用。这就表明了这种理论的普适性。普特南的意义理论借助本质主义思想，使得意义理论的研究更具有客观性、更有规律可循，也使我们试图掌握获得语词意义的规律有了遵循的基础。这是普特南意义理论的一个巨大进步。3.从奎因手中拯救了意义概念奎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发表对当代流行的分析———综合区分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普特南辩证地分析了奎因的观点，既肯定了奎因的思想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又指出了其批评走得太远，不利于哲学的发展，这典型地体现于奎因对待“意义”范畴的态度上。普特南认为，奎因的批评被奎因本人和其他一些人解释为具有这样的含义：随着分析———综合区分法的失败，“意义”这个概念也将整个地消失。

哲学的毕业论文

问题缘起司马迁、刘安及班固全都注意到屈原的心志。司马迁曾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及其作品的志意是否可以用“与日月爭光可也”来赞扬，对此班固是持保留态度，他的说法是:“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但在下面的话语里他的态度就很肯定了，他的批评也变得激烈起来:“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間，以离谗贼”，“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说屈原的志意“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否“过矣”，是否在班固所说的意义上“过矣”，这是可以争辩的，只是我们这里不能进行。司马迁赞屈原的志意“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在如下文本内:“《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段文字里“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否是司马迁《屈原列传》所固有，是否是司马迁自己所写入，从而是否可以视为司马迁所怀有或赞同，这点在屈原研究内长期以来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屈原研究家认为连同其他一些话语，这一赞扬是后人“羼入”太史公《屈原列传》本文之内的。张叶芦在《屈原列传误解辨正》一文内详细描述了有关分歧，他不同意说那是后人从外面加入的，说“我们只能说司马迁《屈原列传》对《离骚》及其作者屈原的评论和颂扬，吸取有刘安《离骚经章句》序文的话，这才符合实际。”[1]笔者是外行，不能断定孰是孰非，但倾向于接受张叶芦所作的那些论证，进而试来展示屈原心志具有的广崇维度。原则蕴含屈原的心志，这是理解屈原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屈原的心志，较为简单的方式是从《卜居》这首诗着手。在这首诗里，屈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来问太卜郑詹尹。这些问题具有两难抉择的性质，集中在这一发问:“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太卜郑詹尹的回答集中在这句话:“用君之心行君之志”。屈原不只是接受了这句话，而且这句话本也就是屈原自己的意向。我们现在的课题是试图从哲学上把这句话阐释为一条道德原则。如果这是必要的，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上也能够成立，那就应当对其内蕴做进一步说明，因为其中确实含有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此外我们相信，如果与此相联系谈谈屈原的死，将可使我们的理解更为充实。太卜郑詹尹的这一回答直接是作为对屈原的建议给出，但它在诗意的脉络内也含有一条哲学伦理学原理。通过对它的表达，标示出一个巨大的精神转折，它可以评价成一种思想革命。在时间上这一转折是前此从未以这一方式表述出的东西，更不要说已经普遍得到了承认。此前作为道德伦理原则确立的毋宁是一种人格神，是被崇拜的祖先，是传袭而来的伦常与程式化的礼仪，是愈益强化的政治权威，特别是某些传说的和历史的政治个人。

“用君之心行君之志”。个体的主体性觉醒在此获得了确证，自律事实上已经成为道德原则。个体的心志通过个体确立为有效。我们看到我们的诗人试图对直到他的时代的主体性与自律理念提供某种的总结。以此他确乎已做出他特有的东西。通过他以诗与思获致的这一原则性言谈，他不是在把过时的伦常与礼仪权威化，使之成为定制。他所重视的是个体意志在广大意域内自己立规的尊严性。适如他不是儒家与法家，他也不是道家，但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却能够融汇各家。他在世界内寻求他的自律与自由，但是同时也超越世界，直面他的时代的各种冲突。他不企求单单维持自己的自然生命，津津自得地延长自己的自然生命。他让我们理解有一种生命，这种生命有价值，有尊严，有色彩，有寓意，而不是漠然的，阿世的，犬儒式的。恪守着他的原则，我们的诗人是他自己，而他自己是恪守他的原则的。在他的原则和他个人之间有一种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使他成为一种一次性的历史现象，并赋予他以意义。这样的一种同一性及其展开，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诗与思对于他同时是生活与行动。在他的原则所在的地方，他自己也在场:一种分离完全不在考虑之列。而这意味着他的`原则被他自己高高敬仰着。他的原则对于他之为个体，构成根基，比之他单单个人的东西总归是某种更高的东西，他甘愿听从它的声音。当屈原谈论“正则”、“常度”等等的语词，乃是合乎逻辑的事。事情关乎某种普遍有效的原则，一种向他给出、由他立定，并且由他恪守的原则。这样，“他的”原则同时也是能以推普的原则，是一种普遍性的原则。

哲学的毕业论文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

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

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

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

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

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

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

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

……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

”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

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

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

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

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

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

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

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

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

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

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

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没有民主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哲学的作用

摘要：社会上流传着众多关于哲学无用的说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哲学没什么用，不像其他学科一样，但是实际上，哲学的作用无可置疑，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哲学的作用，从内容角度讲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艺术上等等;从对象角度体现在对个人、对集体、对民族、对国家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上;从作用的程度上，既有个人生活的小事，又有国家乃至人类生存发展的大事。

一、“哲学无用论”的局限之处。

首先，从概念上入手，许多人认为哲学的概念模糊不清，上学时课本所教的知识哲学似乎是唯物和唯心两大思想之争，具体的哲学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些枯燥无味的概念和拗口的定律，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其实，这种看法实在是太狭隘了，哲学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

至于究竟什么是哲学，不同的哲学家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哲学一词源出古希腊文sophia，意思是“智慧”、“聪明”，有智慧的人叫“sophos”。

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这个词发生了变化，变成“philosophos”，“philo”是“爱”的意思，“sophos”是“智慧”的意思，两者合起来就是“爱智慧的人”的意思，所以“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意思。

这里的“智慧”不单指科学，而是包含世态万物的知识。

在中国词典里的说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其次，从内容上来看，哲学的一些理论和内容只是纸上谈兵，不如自然科学来得实在和具体。

我们在怎么想、怎么做之前，不会先想一想哲学的原理，而是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前辈们的经验来决定我们的行动。

其实这种论调本身就是不可取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自然科学是专门研究自然界各种现象的特殊规律的学科;而哲学则是研究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学科。

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在具体的工作和学习中，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去翻哲学资料和理论，但是我们的具体行为却都是哲学思想的实践。

再次，从哲学家的作用上分析，他们认为哲学家是最无法思考的人了，哲学家所谓的“对其他科学的指导”都是最简单的常识性的理论，没有几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是靠哲学取得成绩，所有的一切都要靠科学去解决。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表面上好象并没有生产出关于那些问题和观念的知识，但是哲学家做的是思考如何使各种知识“有机地”搭配在一起形成一种合理的知识体系，更好地指导人们和谐充分地思考各种问题。

哲学的直接性作用，源于人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和社会意思的精神物，人天生具有思维、意识、思想等等诸如此类，这是人这一物种所特有的自然规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长期变化和发展而形成的独特性和特殊性。

同时，人类生存生活和工作学习又是哲学的具体内容的一种具体实践方式和表现形式，可以说等同于人类本身。

人活着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去表现和体验人与物的差别，而非去抹煞和忽视这个差别，这也可以说是人活着的最高意义、价值或境界。

尽可能地去表现和体验人与物的这个区别，做人类所特有事情，就是尽可能地去获取和满足人类生存生活和工作学习所必需的精神需求。

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人活着需要有思想，有见解。

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也可以称为精神作用，作为人生存生活的目的、核心，直接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与世界观、解释世界相联系。

哲学的间接性作用又可以称为物质作用，作为人生存生活的手段、工具，间接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与方法论、改造世界相联系。

人虽然是精神物，但归根结底是物的一种，只不过是物的一个特殊，一个具体而已。

人要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否则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工作学习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保障。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需要各种哲学思想和哲学理论来具体指导的，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哲学的作用。

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但同时，认识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我们所谓的哲学，就是我们在具体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关于实践的规律性的认识，是对我们以后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的，这是哲学的间接性作用的重要内容。

哲学的作用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工作中无处不在，它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公式，在你遇到问题时把哲学公式、哲学体系或哲学常识代入到具体的事件之中，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和相对正确的结论。

哲学是一种用来解答问题的思考方法，具有先验性，即当我们面对陌生事物的时候，哲教你如何认识、了解和判断，进而解决。

而当我们面对熟悉事物的时候，哲学有帮我们认识到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的态度发现老问题的不同和新特点。

哲学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来说是抽象的，它虽然不能表现在食物表面而被我们的肉眼所直视，但是它可以再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有自己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帮我们来更加具体地了解哲学的作用、体会到哲学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战略性，战略性是指人们做事情、解决问题的大体办法或基本原则。

二是预见性，预见性即前瞻性，即提前知道尚未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事情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三是洞察力，洞察力是指人们对个人认知、情感、行为的动机与相互关系的透彻分析。

四是敏锐力，敏锐力，指的是一种综合能力，体现了一个人对事物的领悟能力，学习能力，判断能力，以及直觉感知能力。

哲学的毕业论文

四年的读书生活在这个季节即将划上一个句号，而于我的人生却只是一个逗号，我将面对又一次征程的开始。

四年的求学生涯在师长、亲友的大力支持下，走得辛苦却也收获满囊，在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伟人、名人为我所崇拜，可是我更急切地要把我的敬意和赞美献给一位平凡的人，我的'导师。

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而您却是我最尊敬的老师。

您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思想深邃，视野雄阔，为我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精神氛围。

从论文题目的选定到论文写作的指导,经由您悉心的点拨,再经思考后的领悟,常常让我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养育之恩，无以回报，你们永远健康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谢意!

同时也感谢学院为我提供良好的做毕业设计的环境。

最后再一次感谢所有在毕业设计中曾经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学，以及在设计中被我引用或参考的论着的作者。

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已经接近了尾声。

回想自己的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虽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但也实属不容易。

没有他们的勤勤恳恳和细心安排，我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学生活。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经济学第二专业的学习。

当然，一个农民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大学生上学，没有别人的帮助和接济是相当困难的。

因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对我经济和精神上帮助的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们，我的生活因你们而精彩和充实。

xx大学，这里严谨的学风、优美的校园环境使我大学四年过的很充实和愉快。

我第一学期是在哲学系度过的。

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有幸和许多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听睿智的哲学老师讲授哲学。

后来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时冲动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哲学系，离开了亲爱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

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光，但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对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

这些有用的东西一直对我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相信，这些东西将伴随我走完整个人生的道路。

现在回想起在哲学班的日子，还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我不能不感谢当时哲学班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真是其乐融融，妙不可言!

俄国哲学的产生论文

摘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

科技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必须得认识这个世界。

然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而且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也是一致的。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人类所改造的客观世界的主体是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和人口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是使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人类世代繁衍的必由之路。

〔1〕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生活成本的与日俱增，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人类在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日益匮乏，从而又加重了人类的生活负担，这正在演变成恶性循环。

因此，在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日后的科技发展中更好的保护环境，如何在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发展中找到协调发展的路径，已成为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从敬畏，到控制、剥削，直至自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过程。

自然观正是在人与自然界长期相互作用、影响下形成的；作为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自然观是指“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是关于自然系统的性质、构成、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随着人类对世界、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到现在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人类科技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过程；然而对近代科技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也称产业革命，是以1784年随着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人类进入了蒸汽动力时代为主要标志，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它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大机器生产取代了以往的手工作坊，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

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大陆，英、法、德以及美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人类第一次萌发了征服自然、改造物种的信念。

而且从此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人类开始使用机械进行生产劳动，同时也开展了化学在工业和农业的应用……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一次这么深刻的突显出来，传统的技术创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难题。

〔3〕正如有人评价：“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将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一种新的研究体系，它使得知识和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

然而人类对技术的不适当的应用，使技术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当环境严重污染、空气质量恶化、气候变暖、臭氧层遭到损耗、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资源、能源日益枯竭和土地沙漠化时，却以损害和剥夺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后代人所依赖的资源为代价换换取少数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的好转，这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环境权利的不平等，违背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造成了生态伦理困境”。

现代人虽然有巨大的技术力量，却发现自己远离了自然。

经济发展可以为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但并不能自动使环境得到改善，自觉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才是环境改善的关键。

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不要因为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放松对环境的保护。

环境问题应该时刻关注，不应等到污染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和利用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能源短缺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

人类通过对能源开发和应用的历史及其结果的深刻反思，从20世纪后期开始有意识的弥补曾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并将探索新的洁净能源看作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致使能源的结构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981年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世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这对于全球开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相对于传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类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的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

可再生能源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而且资源分布广泛、潜力巨大，适宜就地开发和利用。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能源系统的主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对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

据阿尔巴尼亚4月15日《世纪报》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说，由于空气污染，欧洲各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已减少了8。

6个月，而对于工业大国德国更为严重，该国人口平均寿命减少了10。

瑞典科学家日前表示，郊区手机发射基站间的距离较远，手机需要发出更强的电磁波来维持通话。

因此郊区住户使用手机时面临的风险就更大。

美国科学家于2月15日发表的一份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孕妇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气，那么胎儿的dna可能也会随之受到损伤。

这项研究首次向人们揭示，妇女怀孕时暴露在燃烧后受到污染的环境中，

可以导致其腹内胎儿的染色体发生异常。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环境卫生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是在对60名新生儿进行分析后，得出这一结论的。

作为一项大型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研究小组对这些新生儿暴露在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pahs）中的程度进行了监控（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主要是由于含碳化合物不完全燃烧或是在石化燃料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为了测定暴露在污染环境中的程度，这些新生儿的妈妈、

一些怀孕妇女都要填写问卷调查表，并且要在她们怀孕的最后3个月随身携带便携式的空气监测器。

研究人员根据被调查者的平均污染水平，把这些孕妇的受污染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组。

随后，研究人员会对新生儿的脐带血进行分析，

观察他们携带dna的染色体。

研究者发现，受污染程度低的孕妇，其新生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要明显低于受污染程度高的孕妇所生的婴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

这些新的问题都等待着人们去解决。

20xx年5月，太湖蓝藻大规模暴发，水源地水质遭受严重污染，给无锡市群众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6月29日，家宝专程到江苏无锡对太湖污染及治理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家宝还先后考察了朗盛（无锡）化工有限公司、帝斯曼柠檬酸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污水处理情况。

在梅梁湖泵站和蠡湖展示馆，他详细询问了调水引流和蠡湖水环境治理情况。

在芦村污水处理厂，家宝向企业和地方的负责人了解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要求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提高污水处理技术工艺水平，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

针对太湖、巢湖和滇池的水污染事件，家宝指出，太湖、巢湖、滇池是长江水系的三颗明珠，周边地区都是风景胜地，历史文化悠久，城乡经济繁荣，但一个时期以来“三湖”污染日益加剧，水环境继续恶化，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使“三湖”湖体富营养化加重趋势得到遏制，水质有所改善，逐步恢复“三湖”地区的自然风貌，努力形成流域生态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环境。

他提出十点要求：

第一，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预防蓝藻再次大规模暴发，确保城乡居民饮水用水安全。

第二，强化工业污染源的全面达标排放管理，禁止新上向“三湖”排放含氮、磷污染物的项目，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第三，加强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并确保正常运行。

加快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和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

第四，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第五，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

实施湿地保护和恢复工程，建立生态湖滨带，做好调水引流工作。

第六，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和社会参与的污染治理投入机制。

第七，科学论证，制定各个湖泊的综合治理措施和技术解决方案。

第八，加强各方协调配合，太湖流域治理要建立高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抓紧编制综合治理方案。

第九，强化环境执法监督，加快制定太湖、巢湖、滇池等管理条例。

第十，落实防污治污责任制，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基层、企业和个人。

总之，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一百年，全球人口与经济在迅猛增长。

因此人类的胜利是局部的，伴随人类成就达到顶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达到了普遍化和严重化的程度。

当今世界第一次出现资源全面紧缺的现象，人口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

世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提出的挑战是严峻的和全球性的，它再一次告诫。

：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的'恶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的能力越为强大，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也就越为明显“当代人类面临的环境污、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无不与现代科技的无节制使用有直接关系”现代科技也给人类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成为笼罩在人类心理与文化中的阴影。

〔4〕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如政治法律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等，都应该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作出反应与反思。

而这些反应与反思作为当代文化的时代精神！又会影响与改变当代社会的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

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在当今社会，由于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性问题，

这就迫使我们必须立足于世界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

我们要在世界观、方法论、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与反思，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不仅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技术、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的全面的发展观。

倡导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节约能源与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被认为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社会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模式。

在我国，环境问题愈演愈烈，面对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的挑战，结合我国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环境哲学相关论述，以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环境的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无疑会提供给我们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环境问题，剖析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探索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路。

俄国哲学的产生论文

哲学从米利都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便被历代哲学家所关注、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奠基石.而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对理性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又各有差异、形成了各种流派和观点.今天,我们从源头上再一次弄清楚理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于我们以理性的哲学方式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王文臣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科学院,上海,44刊名：理论界英文刊名：theoryhorizon年，卷(期)：“”(12)分类号：b502关键词：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

俄国哲学的产生论文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正是通过技术创新，人类创造了属人的技术世界。今天“技术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见”。首先，与其说我们栖息于大自然之中，毋宁说我们已经栖息于技术世界之中，并且我们仍然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陷于其中。“技术是现代人类的栖息地”。其次，对于这个人类自己创造的“第二自然”，人类似乎是熟知的，而实质并非真知。今天的技术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深沉”，普通民众与之接触的只是其外围“终端”或“显示屏”。

现今人类的境况是：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人类逐渐从对大自然的无知中解放出来，人类是通过科学而解放；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人类又重新陷入了一个无知的技术世界，人类是通过技术而蒙蔽。于是，技术启蒙就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时代任务。技术启蒙关键是要对社会的关于技术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籍此，建立起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

哲学

中秋佳节，圆月当空。仰望明月，思绪涌上心头。

月有阴晴圆缺，很多人都为满月赞叹不已。他们喜欢满月的美满，却忘了，没有新月，又哪来的满月呢?我不同，我喜欢残月，尤其是上弦月之前下弦月之后的残月。她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让我沉醉，让我着迷。

缺与全是对立的，从宇宙诞生的那天起，它们就对立至今。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残缺不全的，正是因为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人们都在追求完美，都把完美作为一个目标。在追逐这个目标的同时，人们获得了功名、获得了利禄，获得了所谓的成功，但获得这些并不代表获得了完美，此时的你仍然是“残而不全”的。

“残”也是相对于自己的完美。德国哲学家尼采曾作诗谈“处世之道”：别在平野上停留，也别去爬得太高。打从半高处观看，世界显得最美好。“残”再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使自己达到了人生的新境界，虽然还未曾完美，但获得成功就是属于自己的完美。所以“残”其实并不残，它是留有余地，是一种适度的放弃，是一种知足而长乐、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把心态放平常，把心态放轻松，不要过度追求完美，这只会让你的人生变得紧张无味。要以“残”的心态去追求“全”的人生，你会发现，人生其实轻松美好，因为你在做一件你力所能及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变得更坦然了。人生并不十全十美，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残”也会变为“全”。

俄国哲学的产生论文

低碳社会是适应全球气候变化，有效降低碳排放的一种新型经济社会型态。

作为道家思想集大成的《庄子》蕴涵着丰富的环境哲学思想，其中物论是最为集中的部分。

《庄子》物论对于建设低碳经济、低碳政治、低碳生活、低碳文化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庄子》天人观与低碳经济。

1、“工乎天而俍乎人”：低碳生产的目标。

在天人关系上，《庄子》反刻意人为，认为“物不胜天久矣”(《大宗师》)，而理解这一道理，才能做到安时处顺，否则，“物有结之”。

在《庄子》看来，“人与天一”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山木》)，并非所有的人为都不合天性，但只有“全人”能够做到“工乎天而俍乎人”(《庚桑楚》)，亦即做到精通天然而又擅长人事。

从天人关系上看，低碳生产方式是以“工乎天而俍乎人”为目标的。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高效利用能源、开发清洁能源、追求绿色gdp，追求的是物质生产力与空气环境质量的双赢。

2、“物物而不物于物”：低碳生产对工业文明的回应。

如何对待天人关系，可以进一步还原为一个如何待物的问题。

《庄子》待物有三重境界：“与物相娱”(《大宗师》、《则阳》)、“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化育万物”(亦即“内圣外王”，从道的高度出发，以精神化育万物)。

从待物层面看，低碳生产是达到“化育万物”理想境界的一个桥梁。

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处于“与物相娱”阶段，今天的工业文明仍处于“物物而物于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物的反主体性表现得特别明显，自然环境问题尤其是全球气候问题凸显。

为了回应这一困境，建构低碳社会的呼声高涨。

低碳生产因“物物而物于物”而起，要解决的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并为“化育万物”奠定基础。

3、“自化”、“天均”：低碳生产力的特征。

如何待物，关键之处在于理解物的运动———物化。

《庄子》认为物化的基本特征是自化(《在宥》：“涂处无为，而物自化”)，亦即事物运动的力量来自于物自身，不假人力。

其次，物化是一个物质以不同形态循环往复的过程，庄子称之为“天均”。

从物化观看，“自化”、“天均”可以作为低碳生产力的特征。

在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条件下，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物质在人为的干预下加速运动，同时由于人类的贪婪与无知，其运动偏离了“天均”状态，致使可持续发展的链条断裂。

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言，其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环境所能吸收的度，造成全球气候剧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人类所呼吁进行的新能源技术、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创新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无不带有“自化”、“天均”的特征。

二、《庄子》人生论与低碳生活。

1、“完身养生”：低碳语境中生命的意义。

《庄子》以“完身养生”为人生最基本的目标。

《庄子》的养生经强调“与物逶迤而同其波”，“不以人物利害相撄”(《庚桑楚》)。

“完身养生”，包括“完身”和“养生”两个方面。

“完身”，说的是乱世之时的社会生活方式，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让王》)。

“养生”说的是物质的生活方式，认为保养健康的形体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物质有余却没有养好形体的情形也存在。

现代性的工业文明蕴含着“物的增值和人的贬值”的矛盾，这一矛盾激化的后果对于人类来说，一是在对物的争夺中大量生命被戕害，二是在对物的过度消费中身体被戕害。

为什么要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期望能生存下去。

由是，生命的意义又面向和回归生命本身。

《庄子》“完身养生”的贵生理论，剖析了戕害生命的'因由，张扬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对低碳语境下反思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深刻的启示。

2、“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自然的低碳生活态度。

《庄子》人生论建构在对“天”与“物”关系认识的基础上。

就人生最重大的生死问题而言，《庄子》认为，要妥善处理“天行”与“物化”的关系，最佳的状态是像圣人那样“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刻意》)。

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的生活，因而也是一种低消耗、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以平等主义情怀看待万物，把个人置身于自然之中，要求个人的生命按照“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的自然规律运行，最后又回归自然。

寓言“庄子将死”讲述庄子反对厚葬，认为自己有天地、日月、星辰等“万物为赍送”(《列御寇》)，已经得其所哉。

无疑，这是一种自然的低碳生活态度。

3、“知道达理明权”、“还以物与人”：低碳生活方式的行动方案。

《庄子》认为，尽管天道“无为而尊”，人道“有为而累”，但是舍弃人道也是不可能，因为“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在宥》)。

如此看来，物害与物累实在无法避免。

对此，《庄子》提出的方案是“知道达理明权”(《秋水》)和“还以物与人”(《渔父》)：对于外物的伤害，应通达事理以随机应变；对于外物的牵累，应各守其真，把物还给物，把人还给人。

增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自觉性；其次是达于理、明于权，通晓温室气体造成的危害、机理和应对方式，增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科学性；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强调其实践性，真正做到“还以物与人”，让物和人都回归本身，回归到自然状态。

三、《庄子》历史观、政治观与低碳政治。

1、“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低碳政治的社会选择。

庄子所处的时代，“世与道交相丧也”(《缮性》)，是典型的乱世，“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骈拇》)。

庄子理想的治世是远在夏商周三代之前的“至德之世”(《祛箧》、《马蹄》)和“建德之国”(《山木》)：“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

显然，《庄子》以传说中的远古圣王所在之世以及文明尚未开化的边陲之地作为理想世界的典范，所持的是一种向后看的历史观。

但从低碳的视野看，这种社会选择却是合理的。

在《庄子》的理想社会，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绝对的零碳社会。

因此，低碳社会的构建在生态上需要向蒙昧时代回归，而这也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终须面对的一种政治选择。

2、“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低碳政治面临的困境。

三代以来的世道为何不如上古时代?《庄子》首先把责任推到了“物”之上：“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骈拇》)此处所谓的“物”，指的是诸如“小人之利”、“士之名”、“大夫之家”、“圣人之天下”之类的“政治事业”。

尽管规模不同，但作为身外之物而迷失人的本性却一无二致，其结果是“天下尽殉”。

《庄子》不可能对现代个人主义、商品拜物教、消费主义进行批判，但直指阶级社会和文明世界的政治弊端，对于当今社会的物化、异化现象有着同样的批判性意义。

经济的增长是现当代国家所追求的最大政治，而正是经济增长论这一现代性发展理念加剧了环境破坏、资源耗费，使得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处于转折点上。

低碳社会是构建需要在政治上摆脱“丧己于物”的枷锁，而且碳政治的根本目的也不是争夺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

这些方面无疑也是低碳政治面临的困境。

3、“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低碳政治的运作理念。

在政治上，《庄子》从根本上否定“治天下”的观念，认为使天下自在宽松才是正道(《在宥》：“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

实在不得已要统治天下，还不如采取无为之道。

从物的角度来看，这种无为之道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于私焉”，“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胜物而不伤”(《应帝王》)。

国家作为一个大物，不能随意当被成一个物支配，治理天下百姓同样如此(《在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

《庄子》“在宥天下”的政治观是现代理性主义的政治观的反面和镜鉴，它内在地包含了自由、平等、宽容等价值因子。

在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中，从“在宥天下”的政治观引申出来的低碳政治运作理念应该具有宽广的“天下”(全球)视野，具有无私、平等、宽容的品质，具有取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情怀。

四、《庄子》物论与低碳文化。

1、“万物毕罗”之道：低碳文化的精髓。

《天下》是一篇总括诸子百家物论的物论。

其要求是“明于本教，系于末度”，亦即人们既要深通作为事物根本的道，也要了解事物的细枝末节，做到二者的统一；其关键是要求人们如何不至于“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低碳文化关涉低碳社会的象征性层面，从哲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种种低碳现象所蕴含、体现的精神。

此处庄子之道阐明了以道统物的实质、内涵、要求和关键，昭示低碳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以道统物、以精神驾驭社会的文化运作，可以看作是低碳文化的精髓。

2、“应于化而解于物”：低碳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念。

庄子学派对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的物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而庄子之学，“应于化而解于物”，在吸收、批判其他各家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独特的齐物论和外物论，对于道和物的认识比其他各家更为通透。

事实上，《庄子》物论中许多价值观念也能作为低碳文化的价值观念。

这些观念包括：贵生(如“爱人”、“爱己”)、平等(如慎到的“齐万物以为首”)、宽容(如老子的“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宋钘和尹文的“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节约(如墨家的“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等。

当然，《庄子》虽洋溢着批判精神，但缺乏勇于探索万物的科学精神，也存有贬低具体事物的倾向，这些都不可取。

3、“与天地精神往来”：低碳语境中的文化自觉。

《庄子》高度颂扬人的文化自觉，认为人只有“形全精复”，“形精不亏”，才能做到与天然万物相推移(《达生》)。

但同时又认为，人类对文化的追求扰乱了天下万物的物性。

这种矛盾态度发映出当时人们尚未达到道德和科学的文化自觉，未能真正做到“与天地精神往来”。

低碳社会是人类在经历了工业文明的困境之后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型态，作为从文化上对工业文明反思和批判的成果，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自觉。

但是，相对于社会进步的要求，人类还需在道德素养和科学知识上进一步完善，达成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到彼时，人类驾驭物的水平达到相当高的层面，低碳社会才能真正建成。

俄国哲学的产生论文

文章从女性的视角谈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从女性的视角看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哲学作为一种思想，它应该成为全部人类的思想财富。

谈到中国哲学，身为中国人，我感觉非常特别。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犹如满天繁星，层出不穷。

他们个个都在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提出了对其所在时代的社会、人生的思考。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在从封建社会向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从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社会的文化文明。

反而让我们自己的文化文明变得淡然无光了。

虽经过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老一代哲学家的努力，把中国哲学思想系统化、具体化，让中国哲学思想得到更多更好的传播。

但是，他们都是在模仿西方哲学体系来构建中国哲学，给中国哲学披上了一件具有西哲特色的外衣，同时，用一些西方哲学中的概念来解释、阐述中国哲学中的一些观点、思想。

使得中国哲学一直在同西方哲学的对比和碰撞中缓慢前行。

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应该把自己传统哲学思想中积极、肯定的因素与当代社会发展相结合，成为整个社会行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给予我们社会、阶级、个人行动的准则，为我们当代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服务。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都是蕴含在一些古典书籍中的。

古代文言文是我们现代语言的起源，但是在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许多的词语本身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更多的词语已经在语言的发展中销声匿迹了。

只有在一些特别的文章中才可以看到。

因此，学习中国哲学，首先就要学好古代文学，做好对古文的训诂工作，要对古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基础。

对古文的语法及运用有相当的熟悉，从根本上掌握住文章原有的意思。

在学习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应该正确处理好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

相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它的内容要庞大和芜杂得多。

在它本身的体系中，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别。

在其内部，也存在着多种学说的相互抵触和矛盾的方面。

同时，在对其研究的过程中，不同的哲学家根据自身学说的继承和发现，创立了不同的论述方式和观点。

所以学习中国哲学要结合到时代的需要，给中国哲学注入生机和活力。

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增加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中国哲学对现代人生价值观念的确定有着深刻的启示。

人生价值观念是一个人的立本之基，是一个人的灵魂和支柱。

中国人有着许多的优良传统，而这些优良的传统都是经过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陶冶而铸就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观念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确立了人生奋斗的理想和目标。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一代又一代国人家国同心的精神的体现。

“人之初，性本善”对人心向善的肯定。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行善去恶是格物”对人性善恶的发展和内心修养的关系作出阐释。

说明人心的善恶在与自己的良知和修行。

对人性善的肯定和追求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的精神动力。

人的完美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美，就是对社会发展贡献，就是对善的终极追求，对公平正义的完美维护。

中国哲学的重点就是伦理学说，中国哲学就是一门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如何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的学说，因此懂得中华文化精髓的人永远会是一个生活中的智者。

怎样用那些有着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来解决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关于环境、安全、政治、文化等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而不是终日专研于故纸堆中，或对某一古人学说的究根问底，搞一些书斋式的学问。

这应该是每一个社会学者所应持的治学的基本态度吧！

哲学的作用

摘要：理性在生存论的本质上是“有我之思”，就是主体之人自觉我“在生存”，并且“去生存”。

理性的认识论域限在于：一是感性与悟性的限制;二是主体性的限制;三是对象性的限制。

理性的价值论承诺包括：一是对确定性的承诺;二是对生存意义的承诺;三是对理想未来的承诺。

关键词：理性;生存论;认识论;价值论。

一、理性的生存论根据。

理性是人的理性，而且是“在生存”、“去生存”之人的理性，即理性只能是处于“生活”之中的人的理性。

故寻找理性的存在根据，必到人之生存中去寻找。

无人之生存，即无人之理性，即人之生存乃人之理性存在的前提，也就是说，理性并非人先天所有，而是后天培育之能力。

由人类发展史可知，人类的发展经历了由无知到有知，由“知他者”再到“自知”的渐进过程，故中国人讲“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便是对人之理性的赞美。

由现代社会的“狼孩”、“猪孩”等特异事件也可以看出，理性需经社会后天培育才能发展成熟，从小与世隔绝之人无法发展出完整的理性与健康的心智。

人之生存如何会发展出理性?在于人之生存面临各种自觉选择，人必须自觉选择自己生存的样法，这种选择过程就是运用理性之过程，亦是理性发展之过程。

人就是在不断的人生自觉选择之中发展出自己的理性的，人的这种自觉选择必然包含着自我的一种价值判断，即“我应当如此”：而“我”亦能给出“我应当如此的原因”，或许这种原因为“我”无法明确说出，但“我”之一切行为必然可以追溯出某种潜藏于我心中的内在原因，此原因即为主体之人的价值选择，即为主体以其自觉存在而给出的价值承诺。

动物与其他生物可能有知觉，有反映，甚至有选择，但它不会自觉到“自己”在选择，也就是说它只是本能地在选择，因为它没有“我”之意识，故这种选择只是某种“天命”，是“他者”让其如此选择，而非它自由选择。

也就没有价值判断在里边。

所以动物的行为可以很伟大，却不是为了崇高。

人不是自然存在物，一切行为皆自觉而为，一切选择皆为自觉选择，故崇高之人是自己选择了崇高，卑微之人是自己选择了卑微，这就是康德说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原因。

人有自觉选择，这是人的理性标志，但理性的自觉选择并不否定人类思维的其他方式的存在。

因为人的理性自觉选择过程必然处于思维过程之中，理性选择的过程也就是理性思维的运用过程，而人类的思维方式并非只有理性一种。

就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进路与对之进行的哲学反思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停留在耳目感官的直接感受性上的感性思维，任凭外物引导感官的欲望。

此时“我”虽在思维，但此思维并不为我所用，而是我为思维所用。

我随顺感官欲望追逐外物，欲望支配着我，我则沦为欲望的奴隶，这就是感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非我之思”。

二是在我自知为我的警觉(前提)下，由自我认知而知晓我应当如何。

“应当如何”也就是一种价值选择，也就要承担自我选择的责任。

从而对进入我感官之内的一切进行价值评判与取舍，并当然地承担起这种评判取舍的后果，这就是理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有我之思”。

此外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非常态思维。

就是思维完全进入对象之中，与对象达成一体，从而彻悟对象，这就是悟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无我之思”或“忘我之思”。

而这种划分不是截然有别的，三种思维形式是彼此渗透，动态流行的。

但毫无疑问，理性思维是人类根本性的常态思维，向下指导着感性思维，向上可以提升入悟性思维，所以说人只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理性的存在。

而并非绝对的理性存在。

人的理性思维往往是不纯粹的，也不是万能的，而是受限的。

“人类的心智，正如其肉体一样，是被拘禁于肌肤之内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对人类理性进行划界，理性只能在现象界进行思维。

而不能对本体界进行思维，否则就会出现“二律背反”。

理性虽然受限，却是人类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必须使用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理性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无论人是有意还是无意，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

康德说“人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并不是说人类没有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人类没有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也就是说，理性只是人类生存的有效工具，人类应当恰当地运用它。

这就暗含着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历史的事实，那就是人类也会错用自己的理性。

当人的自然本能被削弱，就必须发展出本能之外的理性能力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保证自己的生存。

或者说，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超越自己的本能，从而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无论哪种原因，都有一个客观的结果，就是人已没有纯粹自然的生存本能，现实的人只能运用理性来生存，这是人的天命。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说：人是理性的存在者。

理性对于人之生存，存在相对之两面。

一方面。

理性虽为生存之工具，却非临时性工具，而是“须臾不可离也”的生命存在要素。

理性既生，就决定人之视听言动，纵使人在睡梦之中，仍有理性的参与。

凡有意识，即有理性的参与，理性即为意识的根基。

人可能运用自己的感性或悟性去思维，但这种运用都是以理性为基础才得以进行，是理性在操纵感性与悟性，最终的意义获得，仍是一种理性的获得。

尤其当人把自己的感受与领悟表达为语言，这种表达只能以理性的方式，运用严谨的逻辑才可能说出，才可能让自己与他人理解。

而所谓“丧失理性的行为”，恰是以理性为基础才可以发生，无理性何来“丧失理性”?事实上，所谓“丧失理性”只是理性被错用。

并不是理性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理性之为工具，并不存在所谓的正确与错误，归根到底它需要依赖主体之人的把握与运用。

故理性可能错用，可能产生与主体本来愿望相反之结果，甚至走向“非理性”。

理性虽为主体生存所必须，却非生存本身，亦非主体的生命存在本身。

所谓“理性主义”，实质是把理性等同于主体的本真生命存在，使理性代主体之生命而发言、而行动，本质上是使主体丧失了主体性，即丧失了生命自身的存在本质，而把丰富的生命主体自身交付给了工具性的理性思维，使主体的生命成为受理性支配的奴隶。

故理性不等于主体性，更不能取代主体性。

理性主义遗忘了生命本真的存在，使人之生命丧失了主体性，其实质是只见客体，不见主体，只知生存，不知生命。

法伊尔阿本德说：“从西方理性主义一产生，知识分子便把自己看成老师，把世界看成学校，把‘人民’看成顺从的学生。

”理性取代了主体的地位，世界成为理性支配的对象，民众成为丧失了主体性的“理性动物”。

但主体也不可能真正地“反理性”。

现代与后现代西方哲学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甚至走向“非理性主义”，但这种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与反动，恰是一种理性思维的结果，而不是“非理性”思维的结果，实质是一种理性的自我反思与反省，其解决之道只能在理性的域界内寻求，而不可能通过非理性的渠道对治所谓的“理性主义”问题。

尼采的哲学“疯狂”地反对理性，但其思想与语言表达仍然是理性的，否则我们如何能理解他的“疯狂”呢?故真诚的思者不可能否定理性，对理性的否定仍然是以理性在否定理性。

如何判定理性的得失呢?只有用人的生命去体悟与验证。

理性是生存的工具，但生存并不是人的本质，生命才是人的本质，生存是生命的表现，生命才是主体的本质存在。

所以人在运用自己的理性之时，要保有自己的主体性，保有主体的生命本质，用生命的本真去评判理性的对错，而不仅仅以生存去评判理性。

二、理性的认识论域限。

(一)感性与悟性的限制。

理性是人类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却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所以理性是受限的。

作为思维方式的.一种，理性思维必然受到感性思维与悟性思维的限制。

人类的思维是统一的，感性、理性、悟性只是逻辑划分，不是实然划分，故人类思维的统一性决定了理性思维不会单一地发挥作用，时刻都有感性与悟性的影响与参与存在其中。

在现实的思维过程中，除非有意的思维控制，这三种思维方式总是在综合发挥作用。

理性是最根本的认识方式，但理性总是在感性的基础上作出分析、判断，而在逻辑思维的困境中也自然利用悟性思维激发想像与灵感。

作为现实的人，无人会有意地控制或运用某种思维方式，总是思随境转，在不同的境遇中，在不同的状态下，某种思维方式可能会居于主导地位，但也不会完全排斥其他思维方式的运作。

当然作为人的思维，又总是以理性为根本，人的感性不同于动物的感性，是奠基于理性之上的感性，故人有比动物更丰富的感性。

同样，人之所以有悟性。

恰是以理性为前提，正是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为基础，才会有人类悟性的发生，悟性是理性的升华。

故人类思维是一整体，本无所谓感性、理性、悟性之分，只是在哲学反思中，当人类思维运用理性逻辑对思维自身进行反思与分析时，才把三者区分出来。

理性的逻辑通常以一条暗线贯穿于人类思维过程中，尤其贯穿于人类的话语逻辑之中。

即使是感性与悟性，当其诉诸语言表达时，都不得不陷入理性话语逻辑的规范之中。

理性在客观上受到思维自身的“感性”与“悟性”的限制，但理性往往不会自觉到这种限制，而是把感性与悟性的参与过程都当作理性自身的运作过程，把感性与悟性都化解在理性自身当中，从而把思维的一切成果都当作理性的成果。

所以通常对思维的理解都是指理性思维，尽管这种“理性思维”是不纯粹的。

而当主体有意识地排除感性与悟性，以单一的理性思维考量世界，就会使理性走向绝对化，使人类思维“硬化”，丧失思维自身与生命自身的丰富性，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这种“单向度的人”就是只具有单一思维取向的人，就是只会在理性的对象化世界中思维的人，这种绝对的对象化思维造成见物不见人，只见客体世界的存在，而遗忘了主体自身。

理性的思维特征就在于主客二分，即理性把自身作为主体，从而取代人的主体性而把认知对象作为外在于理性之思的客体，即使是反思主体自身，也是把主体之“我”当作客体来考量之，从而产生理性凌驾于主体之上的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理性对主体的僭越。

呈现出理性出于主体而又反对主体的特征，内含着下面将要论述的理性必然面对的主体性与对象性问题。

(二)主体性的限制。

理}生不等同于主体性。

理性是主体性的表现，却不是主体性本身，这是本文要强调的重点。

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进路中，理性在事实上被等同于人的主体性，实质是把理性的主动认知能力错认为人的主体性，从而以理性取代了真正的人的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也就是人作为主体本身的丧失，主体之人拥有了代言主体性的理性，却失去了理性所代言的主体性本身，从而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主体之为主体，在其具有主体性。

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认知外在客体的能力，而这种认知能力主要体现在理性的对象性认知之中，故理性容易被错认为主体性本身。

而人之主体性，不只表现于理性，还有上文已述之感性与悟性。

如果主体无视或蔑视感性与悟性，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理性误当为主体性的全部，从而丧失了人类思维的丰富性。

也就是说，如果以理性取代主体性。

就是以局部代整体，使真正的、整全的主体性丧失。

而主体丧失真正的整全主体性，理性也就失去了整全主体性的监督，就可能犯错。

因为理性有自身内在的逻辑，没有真正的、整全的主体性控制，理性就可能走向主体生命的反面，而理性的错误，是以主体的名义犯下的，故理性与主体性共同遭到诅咒。

因此，当现代与后现代的哲学家开始反思理性主义的病痛，提出“哲学的终结”。

以“非理性主义”批判和反对理性主义之时，“主体性”也同样遭遇被“终结”的命运。

由于理性取代了主体性。

故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主体性自觉就表现为理性的一枝独大。

主体反对封建神权的胜利变成了理性反对宗教信仰的胜利，不是人的主体性取代了上帝，而是以人的理性取代了上帝，理性登上神坛，理性主义成为一种信仰，并最终产生所谓的现代性问题。

所以理性主义的出现并不是主体性的真正觉醒。

而是对真正的整全主体性的遗忘，甚至是对整全主体性的扼杀，所以理性主义并没有带来现代人类主体性的自我实现，相反现代人感受到的是心灵无所栖居的“空虚”与“烦恼”。

西方哲学在对理性主义作出反思的同时。

也对主体性作出反思，但却是在没有对理性与主体性进行区分的前提下进行的反思，所以尼采不但喊出“上帝死了”，而且对理性主义与主体性进行同样的批判和否定，在反理性的同时也预言了“主体性的黄昏”。

但真正的主体性能够被消解吗?理性主义的泛滥并不是主体性膨胀的结果，恰是主体性沦丧的结果，所以尼采批判的是理性主义，而不是真正的主体性，或者说在本质上，尼采的哲学预言恰是对真正主体性的呼唤。

他呼唤真正的“超人”。

而“超人”的本质不过是人的真正的、整全的主体性的觉醒与喷发。

只是在西方哲学的思维进路与话语逻辑之中，尼采还无法把人的理性与真正的主体性区分开来。

从价值论角度思之，理性主义的泛滥又是主体性自我价值选择的结果，是主体有意而为。

也就是说并不是理性“有意”要取代主体性，而是主体把自我主体性的发展片面托付给了理性，是主体遗忘了人的感性与悟性，忽视了生命的丰富性，所以这在本质上是主体作出了错误的价值选择的必然结果。

因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理性只是一种思维工具，工具之运用取决于运用此工具之主体，工具本身何罪之有?所以理性主义问题的根源一定要问责到主体自身，而不能停留于理性批判。

既然都是主体犯下的错，那么主体何以犯错?不外乎三种原因：一是主体有意犯错;二是主体误判犯错;三是主体被迫犯错。

但主体之为主体，在其有自我选择，懂得趋利避害，故有意犯错的可能性较小，而相对的，因误判或被迫的可能性较大。

主体之一切行为，都暗含着一个先天性价值判断，即此行为对主体有利，否则主体不为。

由此可以判定，理性主义泛滥，内在暗含着主体的价值判断，即主体认为理性主义对主体有利，能带来主体所需的一切。

所以主体才给予理性太多的权力，使理性在事实上取代了主体性，造成所谓的理性主义。

所以理性主义的发展恰是来自主体的授权，主体给理性发展以动力，可见，主体的价值误判可能是造成理性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

但时代已经发展到所谓的后现代，人类理性已经自觉到理性主义的危险，人类主体对理性主义潜藏的危机也有所觉醒，而理性主义的现代性问题为什么却仍然无法解决呢?这就要追问主体犯错的另一个可能原因，即“被迫犯错”。

被谁所迫?只能是被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所迫，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构成，资本的谋利本性都在强迫着主体之人放弃自己的主体性，片面发展自己的工具理性，助长理性主义，造成“单向度的人”，造成人的物化与异化，使整个社会成为受资本支配的生产机器。

由此可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学说内含着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根本解决之道，只有改变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改变以资本谋利为核心的社会生产才能最终解决理性主义的现代性问题。

(三)对象性的限制。

理性思维是对象性思维，理性只能认知客观对象而不能认知主体自身，即使理性反思主体之时，也是把主体作为客观对象而认识之，而成为客观对象的主体就失去了标志其主体地位的主体性，从而已不是真正的主体，所以主体永远是理性认知的视域盲点。

而在真正的客体认知中，客体对象外在于理性，与理性相对而立，呈现在理性面前的只是客体自身的一个面向。

理性如何把握客体对象的全体，如何把握客体表象背后的本质就成为理性认知的难题。

而支配整个客体对象无穷分类与变化的内在本体更是哲思永恒的追问。

整部西方哲学史在本质上都是对哲学本体论追问的历史，当理性思维走到穷途末路，找不到最终的本体时，现代哲学就取消了形而上学，拒斥本体论，但这种“取消”与“拒斥”只能是自欺欺人的鸵鸟战术，问题不会因为回避而消失。

“20世纪的哲学大都拒斥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比以前各个时代的哲学更具批判性;形而上学的，或者说‘本体一神学的’各种主张的无根基状态或者说其合法性的不正当性绝不是一眼望去一清二楚的。”没有形而上学，没有本体论的哲学更是先天无根的思想梦游，无法实现安顿思者身心性命的哲学使命，所以西方哲学从未放弃过“重建形而上学”的渴望。

对象性思维的有限性直接来自于作为思维主体的人具有与外在客体同样的时空限定性的规制。

客体因为具有时空有限性才可以成为主体观察思考的对象，无限的存在(如果有无限存在的话)无法进入主体之人的思维视域，因为主体之人也同样是有限的存在，而有限无法认识无限，部分无法认知整体，有限包含于无限之中。

部分包含于整体之中，无限与整体无法成为有限与部分的对象，也就无法为有限与部分所认知。

所以主体之人只能认知有限的时空客体，而有限的时空客体也并非能为主体所全部认知，因为主体与客体在存在论上是本质同一的时空存在。

都是局限于时空之中的有限存在，主体并不比客体更具优先性。

俄国哲学的产生论文

哲学一词源于希腊语，就哲学的词源而言，它的意思主要指热爱智慧。

但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对于哲学是什么因人因时因事一直有不同的定义。

就当代学术界而言，哲学主要指人们在对基本问题的研究中形成的系统化、理念化的世界观，是从性质上、逻辑上对基本问题进行认识从而发现和预测出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的必然联系及客观趋势的学问。

而哲学研究的问题，就是从总体上研究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主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这哲学的三大重要研究领域究其本质而言就是对思维和存在也即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研究。

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既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因为考察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主客观世界关系的主体是人，人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是就存在性质而言人是这个世界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是一个客观过程。

一方面人的存在与灵长目其它动物和周围环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人又与灵长目其它动物有本质上的区别，其它动物依特定本能、固定方式生存，而人则在成长早期依一定本能和一定方式生存，在生存中又发展和完善了本能、方式，如此循环，在高一级的程度上构建自己、完成自己。

二是就存在状态而言，人又是有着自主思维能力的生活于社会之中的存在物。

一方面通常情况下人会从自身出发，按照某一思维方式去考察和认识世界的状态和属性；另一方面人会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去改造外部世界、塑造外部事物，把自己的精神属性赋予外部世界、外部事物，通过实践使得主观客观化，这就必然发生主观世界和外部世界、外部事物也即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一、唯物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一）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本质及代表人物观点。

就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派别的规定而言，作为哲学两大基本派别之一的唯物主义，是与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在基本问题的认识上相对立的。

按照区别而言在不同时代有与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相对应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也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现代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就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一般坚持了存在（物质）对于思维（精神）有决定作用，而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有依赖性的观点。

就世界本原而言，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则是物质的产物或反映。

反映在人的大脑里就是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反作用于存在。

要进一步明白为何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有决定作用，而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有依赖性，就必须了解唯物主义的演进过程。

在古代，部分人认为世界不是神的创造，而是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所形成的，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由气、原子或金、木、水、火、土单独构成或组成的。

例如中国东汉时期的王充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而在国外，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则提出了原子唯物论，他认为世间万物的产生和变化究其本原而言只是原子与虚空，人的感觉和思想也是由这些原子所决定的。

怎么决定？德谟克利特认为一切事物的表面会经常流溢出一些原子，形成波流之后在空气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形状和颜色，形成了影像。

而人的感觉和思想便是这些影像对于感官和心灵的作用。

以上这些人的认识，虽然谈不上科学，但都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想。

同时，他们还尝试以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世间万物的联系与变化，推动人们对于世界本原究竟是什么继续思考。

（二）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本质及代表人物观点。

唯物主义发展到近代之所以具备了机械的性质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就它的认识而言，哲学的考察和研究对象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物质，物质才是世间万物运动变化的基础，它不依赖于人的思维而存在。

应该肯定的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对于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具有决定作用和思维（精神）对于存在（物质）有依赖性的相较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深化认识对于反对当时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促进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较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也有它的科学之处。

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把哲学上的物质等同于物理学上的物质，认为世界的本原就是原子，原子有什么样的属性，由原子组成的物质就有什么样的属性，进而由物质组成的世界就有什么样的属性。

那么整个世界就有机械以及形而上学的性质。

例如霍布斯曾认为：“运动就是失掉一个位置而获得另一个位置。

”他把所有的运动形式都认为是机械运动，虽然是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概括，但是由于没有看到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将某一运动形式上升为普遍运动形式，就会在解释物理、化学、生物、社会运动时陷入困境，甚至走向唯心主义。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对人的考察和认识也带有机械性。

例如拉美特利认为归根到底，人只是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

至于人的感觉，则是由外界对象刺激人的感官神经，由感官神经将某一物质传入感觉中枢中，人便能接受各种感觉。

拉美特利的观点，虽然把大脑看作感觉的发生地有进步之处，但是究其本质而言，还是用机械的观点去说明人的组成和功能。

另外，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领域也有不彻底性。

因为采用机械的观点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解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变化，也抓不住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是由人的思想决定的，从而成了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及代表人物观点。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总结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和阶级斗争经验上创立并发展起来的。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具有决定作用，而思维（精神）对于存在（物质）具有能动性。

何为能动性？一是思维（精神）能够正确地反映存在（物质），二是思维（精神）通过实践能够反作用于存在（物质）。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在说明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的依赖性和能动性的同时，也赋予了物质以新的哲学概念。

列宁给物质以经典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这里有一问题，当今自然科学的部分最新发现是不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的。

在笔者看来，关于物质的哲学定义也应随实践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发展。

二、唯心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一）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规定，作为唯心主义哲学两种基本形式之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被先于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精神所决定的，而物质世界仅仅是这种客观精神在历史进程和具体条件下的产物或表现。

就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而言，实际上它是把人的思维（精神）或一般概念加以绝对化之后“飞跃大脑”成为了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某实体，宗教就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代表。

中国南宋时期的朱熹就曾主张：“理在事先”，他认为“理”是先于世间万物而存在的，世间万物各有其“理”，“理”就是世间万物运动的规律。

他认为“理”是本原的、第一性的，而世间万物是派生的、第二性的。

国外的柏拉图和黑格尔也是类似的观点。

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是由理念世界创造的，理念世界才是本原。

黑格尔则把现实世界的本质归结于独立存在的绝对精神，他认为绝对精神在自我辩证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外化为自然界以及我们所在的社会。

（二）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及其代表人物观点。

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一道认为思维（精神）是本原的、第一性的，而存在（物质）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

区别在于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主观因素而不是某种客观精神，例如人的感觉、经验、心灵、意志等是世间万物产生和运动的根源，而世间万物只是这些主观因素的产物或附属品。

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没有自我的主观因素，就没有外部世界、外部事物。

例如中国明时代的阳明，就曾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他认为外部世界、外部事物依赖于主观因素而存在，当主观因素消失时，物、事、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因。

古希腊时期的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法国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都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已经显现出了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过渡的趋势，例如过多的宣扬上帝就在你我心中。

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从客观向主观的转化，不仅是宗教的一大变化特征，也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大变化特点。

三、结语。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就根本上的分歧而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即到底是存在（物质）对思维（精神）有决定作用，还是思维（精神）对存在（物质）有决定作用上观点和立场不同。

有人认为唯物主义宣扬物质至上，唯心主义宣扬精神至上，这都是不正确的。

就整个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来看，相信唯物主义的伟大人物也犯过错误，坚信唯心主义的历史人物也办过好事。

谈及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要认识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任何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简单对立的理论观点都是有问题的。

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言：“任何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极端。

抽象唯灵论是抽象唯物主义；抽象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极端或绝对正确化，虽然科学已经证实了思维（精神）是人类大脑的产物，但是谁又能完全证明“缸中之脑”这样的哲学假设是根本错误的呢？况且这样的哲学假设还有很多。

哲学的基本问题昨天、今天、明天总会有人去探讨，但是要想让哲学焕发出巨大的魅力、生命力，让掌握哲学的人能真真正正体会到哲学所带来的实惠和快乐，还是要靠有实践能力的人去一点一滴地践行，去变革自己、去改变世界。

只有在掌握哲学的人受益之后，哲学才能引起更多的人的重视，才有由“冷”变“热”，更好地发挥解释、指导作用的机会。

俄国哲学的产生论文

作为人类哲学思想的“蓄水池”，康德不仅以其批判哲学实现对传统哲学的根本变革，而且以其新哲学理念深刻影响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康德的批判哲学开德国古典哲学之先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其贡献在于倡导并实践批判的精神，然而康德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高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精神，“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康德所奠定的那种高瞻远瞩的理性批判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珍惜和深思的。

[关键词]。

康德；批判哲学；批判精神。

一、引言。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而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多年哲学发展的总汇，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哲学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有人把康德哲学比作西方哲学史上的“蓄水池”。在德国，第一次使用批判一词的人是康德。康德所说的批判不是形容词意义上的批判，而是名词意义上的批判，他通常把批判和先验作为等同意义上的名词来使用。康德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既超越于唯理论又超越于经验论的新的哲学概念，这就是所谓的批判哲学，如何使康德哲学成为现当代西方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有益成分，使之在人类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体现出应有的文化精神价值，这是研究哲学的人都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二、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其影响。

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开德国古典哲学之先河的康德哲学，康德的哲学思想之所以被称为批判哲学，是因为他推翻了18世纪末流行于德国和欧洲各国的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发动一场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创立德国古典哲学。人们通常将康德的思想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两个阶段。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的重大研究成果是他提出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宇宙不变论相对立的宇宙发展论，从而打击17、18世纪流行的形而上学的绝对不变的观点，为近代辩证自然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虽然他的思想中包含一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成分，但是总体看来，康德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依然囿于莱布尼茨d伏尔夫的“形而上学”体系。从1781年起间，康德先后发表了三部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分别阐述他的认识论思想、伦理学说和美学观点，构成所谓“真”、“善”、“美”的批判哲学体系，由此康德哲学进入“批判时期”，康德对后来哲学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他在“批判时期”所阐发的哲学思想。

康德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称这个体系根本就是独断论，同时康德也反对休谟的“温和的怀疑论”。康德为了批判的需要，提出了两个基本概念：“现象”和“自在之物”。康德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的感官从而产生感觉的客体，即所谓“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客体是不可认识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的“现象”。很显然康德哲学既想要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同时又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倾向于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康德说：“事实上，既然我们有理由把感官对象仅仅看作是现象，那么我们就也由之而承认了作为这些现象的基础的自在之物，虽然我们不知自在之物是怎么一回事，而只知道它的现象，也就是只知道我们的感官被这个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所感染的方式。”在康德哲学中，感觉不反映对象，现象不表现本质，主体和客体之间、本质和现象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总体上来看，康德哲学围绕着“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关系，在他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哲学的基础上，论证思维和存在不具有同一性。尽管康德哲学自始至终都带着调和折衷的特征，但是他对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的批判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走上两条道路：在唯心主义道路上，表现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相继发展康德批判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唯物主义道路上，费尔巴哈批判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形成了自己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以“人”为基础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由此，德国古典哲学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终于结出两大硕果：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理论来源。

三、康德哲学的“批判”和批判的应有之义。

康德是第一位给自己的哲学挂上“批判”招牌的哲学家，他赋予“批判”以新的理解和作用，认为“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明的整个方案，以至一切办法，别的途径和办法是不行的”，他把自己的时代称为“批判的时代”，呼吁用“人类理性”去批判一切，但是康德同时也预见到“批判”道路的艰难。在对莱布尼茨d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展开批判时，康德充满自信；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批判”仅仅“是为了判断一个原则或一个事实的价值而进行的检查”。康德辛苦工作的结果，虽然终结了旧的“形而上学”，沉重打击了神学和宗教。但是，他却从一个片面走到了另一个片面，即从“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走向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康德开辟批判的道路却又处处有所保留，使得他的哲学体系充满矛盾与无奈，最终不得不滑入形而上学的泥潭。那么批判究竟该如何展开呢？我们说费希特批判康德、谢林批判费希特、黑格尔批判谢林，以及费尔巴哈对康德和黑格尔的批判中所用的“批判”，就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作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只是由于这些哲学家们的阶级局限性和主观认识能力的欠缺，他们的批判和否定往往带有片面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批判应当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即既克服又保留，因此正确的批判态度是全面地分析与综合的态度，是反对任何“宗派主义”的态度，是辩证的态度，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四、康德哲学的全面变革与哲学理念的创新。

（一）康德哲学的.全面变革。

康德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转折点，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破旧立新”，把对旧哲学的批判改造与对新哲学理念的创新发展统一起来。首先，康德在理性能力的分析基础上，对传统的独断主义的形而上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通过对理性能力范围、界限和有效性的揭示，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科学知识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形而上学对于科学认知具有优先地位。其次，康德在理论理性部分，虽然坚持理性主义知识本质论原则，认为是时空和知性范畴的先天形式赋予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但他同时承认受物质体刺激而产生的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和质料。在他看来，没有经验质料内容的理论形式是空的，而没有理论形式的经验内容则是盲的。最后，确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并力图在实践理性优先性基础上，以判断力的“目的性”理论来统一两者。尽管这在康德那里并未真正实现，但康德由此建立起一种先验理念本体论、先验形式主义伦理学、先验主义实践哲学以及理性主义宗教哲学和先验美学理论，从而转换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恢复西方希腊哲学的实践哲学传统，提出力图摆脱科学主义控制的能够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新观念和新路向。

正因为康德哲学所具有的这种全面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给西方现代哲学发展奠定强大的理论基础和不竭的思想源泉，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就是从康德走向现代的。康德以理性能力有限性的分析将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把科学认知局限于经验现象范围内，视科学知识为一种关于有限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事物的本质性知识等这一方面的思想就直接影响到了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康德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他根本上是以此将人们引向一个不同于科学性质的形而上学领域，是要从实践理性上来确认作为理念存在的本体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建立起理论上的本体论、价值论、道德观才能为解释世界、社会、人生问题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也才会使人的生存、行为、意义获得理论上的依据和保证，人格的伟大与尊严也才能油然而生。实际上，这也是必然的，只要是一个有思维的人，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有“终极关怀”性的思考。也就是说在现代人本主义看来，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它还存在于人们的生存方式之中，不同的生活理念、不同的生存方式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的体现，因此，与其说康德是近代哲学的批判者和终结者，不如说他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开拓者和创新者。

五、哲学需要批判的精神。

综观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任何学说、思想及观点的提出，无不是建立在对前人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当前我们要坚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和发扬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上，也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的批判上。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处于一枝独秀的状态，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反复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而建立起来的，凡是涉及到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时，就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批判。然而，这个“批判”却往往用的是“批评”的含义，即“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尽管西方哲学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西方哲学思想也的确包含一些很先进的、很科学的观点。而且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一体化趋势越来越凸现的当代，东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趋于统一，即归根到底要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因此要坚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还必须做到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批判地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俄国哲学的产生论文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

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

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

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

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

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

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

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

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

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

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

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

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

”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

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

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

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

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

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

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

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

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

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

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

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

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

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

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

“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

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

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

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

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

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

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

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

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

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

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

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

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

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

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

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

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

哲学的对象论文

[摘要]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两个方面。

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公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

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

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的维度。

所谓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应仅仅是向私人生活回归，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归。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公共性问题或危机为标志的公共活动领域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哲学;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国家;政府。

回归生活世界，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时代话题。

人类生活是永远流动、无限生成的。

强调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是要人们沉醉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是要以一种哲学态度或观念来看待生活。

用生活来说明人和世界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成为立足现实而又追求超越、不断创造的生成的人，世界就成为由人无尽的生活实践而无限生成的过程。

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说的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

如果所谓回归生活世界仅仅意味着回归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动领域，不再关心公共活动领域，那么，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更严重的疏离。

这样的哲学不仅不能对以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历史的解释，还将丧失哲学本来的意义，导致哲学真正被生活遗忘。

关注公共活动领域，这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或必要的维度。

哲学总是力图以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对待公共活动领域和公共性问题。

一

公共活动领域是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领域，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公众不能不关心的公共领域。

哲学

冥冥运古，当第一股充满活力的气息注入混沌的海洋，生命由此开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此生命有了大胸怀；“巍巍呼高山，汤汤呼流水”，自此生命有了知音；“有了锲而不舍”“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自此生命有了愁绪“所谓伊有，在水一方”，自此生命有了爱情的朝思暮想，生命，源于水。

苏子贬于黄州，泛舟赤壁，于是他的生命为水所占据，有了水的胸禁，“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上；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是水予他的豪迈，“惟江山之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是水赋他的胸襟〃情怀，他为水所成就。

“既生瑜，何生亮？何生亮？”秋风送去熊火，胜得赤壁战瑜气煞，羞终命丧黄泉。滚滚长江东逝水，无私，宽广，博大荡漾在江面，周儿你为何不给水一隙之地呢？涤荡你嫉妒的心。生命，为水所成就。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水诠释着李白的深情厚谊，“花白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水诠释着李清照的相思之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水诠释着愁的数量，“水何渗澹，山岛竦峙”水诠释着曹操的雄心壮志，生命，为水所诠释。

上善若水，感恩似泉。一树丁香灿烂的纷扬着，香气氤氲。人们吮吸着清香。拾起一片掉落的花瓣，放在鼻间上嗅嗅，感受生命，感受水的存在，树安静的沉睡着，安静的接纳着“从今若许闲来月，拄杖无时夜叩门”。生命，为水所包容。

水的鼻息，你感触到了吗？

水静静的流着，带着它的灵魂，带着它的气息缓缓流动。遗留的脚印上，生命聚其精华开始成长。撷一叶草，苍翠欲滴；拈一片藓，翠色、欲流，生命，无人不充斥着水的鼻息。

生命，为水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