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好人主义圈子文化自查演讲稿大全（20篇）

演讲稿范文的内容可以涵盖各个领域和主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和修改。在阅读这些演讲稿范文时，我们可以注意它们的语言风格、逻辑结构和表达手法，以及它们的亮点和特色。

反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演讲稿

党的以来，对坚决杜绝一些党员干部搞“小圈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严肃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纵观以来因一些“老虎”“苍蝇”的落马而牵出的窝案、串案，甚至一些地方部门出现的塌方式腐败，无不与大大小小的“圈子”有关。的讲话可谓直指症疾，语重心长，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值得全党同志高度重视和警惕。

领导干部企图利用“小兄弟”给予支持，“小兄弟”则依靠领导干部给予提携、照顾。他们在一起吹吹拍拍、吃喝玩乐、利益输送、贪污受贿，支持亲信、排斥异己，徇私枉法、胡作非为。有的“小圈子”以亲朋故旧、同乡、同学、同事为主体，结成利益同盟；有的同气相求，相拜结盟，称兄道弟，甚至沿用青红帮的称谓；有的崇洋媚外，向党抹黑；有的与宗教甚至邪教相勾连，讲究风水，崇拜鬼神；有的“小圈子”盘根错节，难分难解。各种“小圈子”都是背离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的，他们是党的健康机体上的毒瘤，危害甚大，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清除。

圈子文化、好人主义从定性上说就是违反政治原则、违反组织纪律，一些人为了不伤自己，不怕伤党、不怕伤组织、不怕伤事业，把社会的不良习气搬进了党内、污染了组织。好人主义说到底是“好人”自己当了，“主义”全都丢了，贻害无穷。

要深刻认识圈子文化、好人主义问题的危害性，如任其发展，将影响我们的政治生态、干部队伍、经济社会发展。圈子文化直接挑战中央权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严重弱化、分解、分化、消解中央的权威；好人主义挑战的是原则，与党章党规党纪格格不入，遇事不讲原则先讲“策略”、强调“艺术”、做“老好人”，兜来兜去就是把原则抛在脑后，是私利在作祟。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是违背党的性质宗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行为。共产党员不是普通群众，党内政治生活不同于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不能混淆界限，必须以党章党规党纪为戒律，服从组织程序，遵守纪律规矩，不允许有任何干扰侵犯，决不能随意化、庸俗化、娱乐化。

年反对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义自查报告

今年上半年，中央纪委通报了一起因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而追责的典型案例:某市市委原书记黄某在听到关于原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某吸毒、插手工程项目等问题的反映后，不重视、不敏感、不警觉，未及时向上级报告和采取有效措施。2015年11月，黄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调离工作岗位。

黄某搞好人主义，爱惜“羽毛”，最终酿成恶果。事实上，这一案例只是个典型，很多党员干部违规违纪，乃至走上不归路，都与少数领导干部搞好人主义、一团和气有关。领导干部信奉好人哲学，对班子成员的错误，自己碍于面子不批评;对下级的问题，怕丢选票不问责，结果就会让这种错误和问题延续下去，等到养痈为患、铸成大错时，再想防微杜渐就晚了。

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乏、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到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从“为官不为”“为官乱为”，到“微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能从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沉睡”，做老好人、明哲保身、你好我好上找到原因。

好人主义是不讲道德的表现，更是不讲党性、不讲党纪、不讲党规的体现。党教育培养一名党员干部不容易，如果领导干部对其成长不负责、不担当，不敢批评、不敢问责，导致党员干部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思想作风方面出了问题，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毁于一旦。

严管就是厚爱，问责就是警醒。唐代御史韦思谦曾说:“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各级领导干部，或多或少都担当着管理、教育、监督的职责。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干净，还要纯洁队伍;不仅要管人管事，还要管思想管作风;不仅要遵守党规党纪，还要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如此，才算尽到主体责任、管理责任、领导责任。

铲除好人主义，关键在于落实问责的“严”“实”精神。对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同时，要坚决落实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的领导干部，不论其是否调离或转岗、提拔或退休，都应当对其严肃问责。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敢于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这个要求，对于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让担责尽责成为自觉，才能清除好人主义，确保党的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落实这个要求，对每个党员干部来说，关键是要解决“好人主义”问题。

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种种“好人主义”，确实正在影响着从严治党，正在影响着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比如:我们说要讲党性讲原则讲正气，而“好人主义”却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正气讲和气;我们说要大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好人主义”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我们说要弘扬正气，伸张正义，见义勇为，而“好人主义”却见义不为，见恶不愤……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党内的“好人主义”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如任其蔓延，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从严治党必须反对好人主义。

从严治党，反对“好人主义”，关键在于各级党组织严格坚持“从严治党”方针，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向歪风邪气作坚决斗争，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拿出“敢于得罪人”的勇气，对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行为敢怒敢言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懈的斗争，对于是非分明、一身正气的党员干部，应保护和支持，对于是非不分“善恶皆言好”，违背党的宗旨、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原则的现象和行为，要认真追查，严肃查处，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决不姑息迁就。唯有如此，党员干部才能为匡正党风，端正民风，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好人主义害死人，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同样不可低估。事实上，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到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从为官不为、为官乱为，到“微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能找到领导干部明哲保身、你好我好的原因。

严管就是厚爱，问责就是警示。唐代御史韦思谦曾说:“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各级领导干部都担负着一定范围内干部的管理教育监督职责。当老好人，不愿动真碰硬严格管理;怕失选票，不敢当面锣对面鼓地严肃批评，都是不负责、不担当的行为，应当受到问责。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干净，还要纯洁队伍;不仅要管人管事，还要管思想管作风。如此，方能尽到“领”和“导”的责任。

好人主义不会自行消退，要以“严”和“实”的精神，发挥制度的威力，用问责利剑切除这颗毒瘤。问责条例明确了问责对象，列出了各类问责情形。各级党组织要坚决用问责把压力传下去、把责任压下去，坚决破除好人主义、一团和气，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对普通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问题，应注重从领导干部身上找原因，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同时，坚决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决不姑息。

克服好人主义，过好“人情关”，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它的危害，真正从内心抵制它。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好好先生是败坏道德的人”。孟子说得更明白:“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人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翻译成白话是说:“(这种人，)要批评他，却举不出具体事来;要指责他，却又觉得没什么能指责的;和颓靡的习俗、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平时似乎忠厚老实，行为似乎很廉洁，大家都喜欢他，他也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却不能同他一起学习尧舜之道，所以说是‘戕害道德的人’”。可见自古以来人们对好好先生就是深恶痛绝的。学校管理者如果选择逃避问题、绕开矛盾、捂着盖着、顾虑面子等好人主义作风，本来是常见的心性问题，久而久之，变成习惯，成为明哲保身之道，最后就发展成了八面玲珑、尖溜圆滑之辈。学校有了这样的管理者，特别是有了这样的校长，就会带来矛盾问题长期不解决、教师考评激励导向不明、学校制度形同虚设等问题，久而久之，教师的激情消磨、积极性受挫，大家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好人主义盛行，教风、校风由此下滑，变成一所糟糕的学校。

克服好人主义，过好“人情关”，关键要有纪律约束，真正从制度上规范它。过去我们对待好人主义，都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判、讨伐，没有制度层面的约束，所以从春秋时期几千年来，大家都知道好人主义危害大，但是好人主义仍然大行其道，甚至愈演愈烈，丝毫没有道德遣责的压力了。今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颁布实施后，这一局面有了里程碑式的转折，首先在党内从制度层面对好人主义有了约束。该条例第六条规定:“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问责:(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这项规定很给力，克服好人主义从此有了锐利武器。当然，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各级组织要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学习这项制度、宣传这项制度、执行这项制度。

克服好人主义，过好“人情关”，还要保护好不怕得罪人的人，营造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的氛围。过去我们对待因为坚持原则而与他人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情况的处理，往往各打五十板，追求所谓的“和谐”，即使坚持原则的人很有道理，完全正确，只要工作中出现矛盾与冲突，最后也往往被冠以“不讲究方法”的结论。这很值得我们反思。这实际上是组织集体层面的好人主义，更是要时刻警惕、坚决反对的，因为组织的结论有极强的作风导向性。前年，马田中心学校检查教学常规，其中一名教师没有完成好常规工作，该校分管副校长找该老师谈话时遭到该教师抵制，双方争执中还发生了轻微的肢体冲突。该教师到县教育局举报该副校长“打人”。县教育局调查后，旗帜鲜明地肯定了该副校长坚持工作原则的做法，批评了该教师的错误。这一事件处理后，马田学校校风为之一变，教师的工作态度普通严肃起来，学校教学质量也一年一个台阶上升。

总之，好人主义就是利己主义，一切以个人得失为中心，是与马克思主义坦荡无私的无产阶级立场格格不入的，尤其又穿戴着“对人好”的伪装，是很能欺骗善良的人们的，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认真识别、高度警惕。作为学校管理者，特别要注意防止自己成为好人主义者，如果有这个倾向，一定要立刻转身!

反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演讲稿

针对少数干部因怕得罪人而不敢坚持原则的顾虑，一位负责同志说：“作为领导干部，不敢得罪一小部分应该得罪的人，就会损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坚持原则，可能要得罪少数人，但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心。”话虽朴素平实，却道出了“得罪人”与“得人心”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不敢坚持原则、奉行“好人主义”的现象。有的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对工作敷衍应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难往后退，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该改的不改，四平八稳当“太平官”。有的有心“栽花”，无意“栽刺”，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甚至出了问题还包着、护着。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败坏干部队伍风气，损害党的执政形象，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为官避事平生耻。”敢于坚持原则、勇于负责、不怕得罪人，是为政之德的基本要求。对领导干部来说，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在群众眼中是最重要的形象，不讲原则、不负责任在群众眼中是最可憎的行为。要看到，不得罪歪风邪气，就必定得罪公道正气；不得罪少数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就可能得罪大多数奉公守法的人。我们不能因为怕得罪人，而使自己成为得罪组织和人民的人。面对利益关系复杂、矛盾问题凸显，尤其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原则、勇于任事、敢于担当，才能形成风清气正、奋发有为的局面。

敢不敢为坚持原则得罪人，是检验领导干部党性强弱的试金石。一些人怕得罪人，不敢坚持原则，究其原因，缘于一个“怕”字：要么是怕搞僵关系，影响自己的选票，要么是自身不硬，怕引火烧身。一个党性强、有原则、敢负责的干部，才会坚持正确的主张和意见，遇到问题敢面对，遇到矛盾敢处理，遇到歪风敢斗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领导干部而言，就应当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在是非面前，旗帜鲜明、原则至上；在难题面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动真碰硬。一个干部只要工作，就要处理各种矛盾，就难免得罪人，但只要真正为民，就应该坚持，而且最终会得到群众的理解。

领导干部敢为坚持原则得罪人，鲜明的用人导向是关键。当前在干部选任工作中，一些地方存在的简单以票取人的倾向，无形中助长了少数干部的“好人主义”风气，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拉关系、争选票上。为此，不能把推荐票等同于选举票，更不能把票数多少作为决定干部任用的唯一标准，尤其要综合分析、仔细甄别民主推荐结果，做到既尊重民意又不简单地以票取人，让坚持原则的人得到褒奖，不让“老好人”占先。坚持原则是干部德的重要因素，对丧失党性原则的干部，得票再多也不能提拔使用。只有不让坚持原则的干部吃亏，坚持原则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反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演讲稿

在干部队伍中，有这样一类人：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一律“好好好”“对对对”。久而久之，为自己赢得了“好好先生”的绰号。他们只讲私情而不讲党性、只讲关系而不讲原则，认为“坚持原则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拉拉扯扯朋友多”。这类“好好先生”奉行的正是好人主义。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指出，要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这话意味深长。现在，确有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好人主义盛行，对错误的东西听之任之甚至随波逐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丢得远远的。对上级，热衷于“吹喇叭”“抬轿子”，百般投其所好，即使明知不对，也一味迎合;对同级，“你好我好大家好”，极力保持“一团和气”;对下级，只“栽花”，不“栽刺”，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甚至出了问题，还费尽心机去包庇、去掩盖。

好人主义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从庸俗的关系学出发，遮蔽真相，回避矛盾，放弃批评，导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好人主义盛行，实际上起了掩护和纵容干部错误思想和言行的作用。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问题严重，群众屡屡有反映，但当地党委、组织部门、班子同事愣是充耳不闻、装“不知道”，甚至导致“塌方式腐败”，这正是好人主义盛行带来的恶果。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好先生”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一堆奉行好人主义的人在一起，必然蜕变为“山头主义”“团团伙伙”。早在70多年前，毛泽东就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历数了好人主义的对象——“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者、老同事、老部下”，这些对象就是“害死人”的“小圈子”雏形，就是沆瀣一气、利益攸关的“朋党”的基础。

好人主义，意在通过讨好别人使自己得好。毋庸讳言，好人主义之所以盛行，就是因为不少“好人”得了好处，带来模仿跟风，以致“潜规则”蔚然成风。如果干部选任只是简单地以票取人，“唯票”的指挥棒下，必然会出现干部拉关系、拜门子、争票数。奉行者得了好处，讲原则、敢批评的不仅没有应有的鼓励和褒奖，甚至还被看作异类。这种“劣币驱逐良币”、“逆淘汰”，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搞关系的越来越多、讲原则的越来越少。

“老好人”并不是真“好人”，“多栽花”无非是要“少栽刺”，“与人方便”终究是为了“自己方便”。克服好人主义，关键是确立科学的识人标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建立起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老好人”得好的价值标准。在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下，中央越来越注重凭实绩用干部，旗帜鲜明的引导下，好人主义者的好日子已不多矣。

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

今年上半年，中央纪委通报了一起因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而追责的典型案例：某市市委原书记黄某在听到关于原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某吸毒、插手工程项目等问题的反映后，不重视、不敏感、不警觉，未及时向上级报告和采取有效措施。11月，黄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调离工作岗位。

黄某搞好人主义，爱惜“羽毛”，最终酿成恶果。事实上，这一案例只是个典型，很多党员干部违规违纪，乃至走上不归路，都与少数领导干部搞好人主义、一团和气有关。领导干部信奉好人哲学，对班子成员的错误，自己碍于面子不批评;对下级的问题，怕丢选票不问责，结果就会让这种错误和问题延续下去，等到养痈为患、铸成大错时，再想防微杜渐就晚了。

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乏、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到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从“为官不为”“为官乱为”，到“微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能从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沉睡”，做老好人、明哲保身、你好我好上找到原因。

好人主义是不讲道德的表现，更是不讲党性、不讲党纪、不讲党规的体现。党教育培养一名党员干部不容易，如果领导干部对其成长不负责、不担当，不敢批评、不敢问责，导致党员干部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思想作风方面出了问题，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毁于一旦。

严管就是厚爱，问责就是警醒。唐代御史韦思谦曾说：“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各级领导干部，或多或少都担当着管理、教育、监督的职责。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干净，还要纯洁队伍;不仅要管人管事，还要管思想管作风;不仅要遵守党规党纪，还要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如此，才算尽到主体责任、管理责任、领导责任。

铲除好人主义，关键在于落实问责的“严”“实”精神。对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同时，要坚决落实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的领导干部，不论其是否调离或转岗、提拔或退休，都应当对其严肃问责。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敢于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这个要求，对于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让担责尽责成为自觉，才能清除好人主义，确保党的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反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演讲稿

近来，官场中的“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受到舆论高度关注。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附庸思维——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总想着去跟对人，甚至认为这比工作成绩、个人表现都重要。“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官场腐败，必须予以重点打击。

如何铲除“山头主义”

注重运用警示教育。严明廉洁自律各项要求，明确底线，把握红线;剖析山头主义典型案例，认识危害，引起警醒;安排落马官员现身说法，对照检查，深刻反思;组织监狱现场教育，明辨荣辱，敬畏法纪。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民主，大力培育有话当面说、有话摆到桌面说的好风气，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用整风的精神排查、清除队伍中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从而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坚持民主集中制，克服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决策机制，阳光操作、规范运行;严格执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不拘一格、五湖四海选拔人才;完善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机制，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落实领导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制度，尤其是党委主要领导和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要尽职尽责，对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朵”“扯袖子”，防微杜渐，防患未然。

选好用好“一把手”。要精挑细选“一把手”，突出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决不能让拉帮结派、我行我素的所谓“能人”“强人”担任“一把手”;充分信任“一把手”，支持“一把手”大胆坚持原则、履行职责，理解宽容探索过程中的不足，科学对待群众公认，不简单以“票数”论英雄;重视监督“一把手”，“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按照五湖四海的原则配强班子，形成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要建立领导班子分析研判制度，尤其要关注“一把手”的工作圈、生活圈，发现搞好人主义、放任拉帮结派的及时调整，如果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则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

如何破除“圈子文化”

摆正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学会正确对待组织和领导干部个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认识到，无论职务高低，能力强弱，贡献大小，个人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置身于党的一个组织之中。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参加党内生活，认真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要时刻牢记感恩组织，而不是感恩个人。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成长进步归根到底靠组织关心培养，而不是靠圈子帮衬，更不是靠“贵人”相助。因此要对组织心怀感恩，心存敬意，更加自觉地相信组织、更加紧密地依靠组织。但是这种感恩的对象只能是组织，而不是组织里的任何领导。

要时刻牢记对组织忠诚，而不是对个人忠诚。领导同志作为组织的灵魂，对组织控制力强、贡献大，很多时候是组织意志的代言者。但是每个党员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领导都只能代表组织，而不能代替组织，在组织之内每一个党员的政治人格都是平等的，绝不存在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

要时刻牢记维护组织利益，而不是维护个人私利。决不能为了一己私利，损害组织利益，更不能拿原则送人情，做交易。

最后，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忠告：应尽量凭真本事吃饭，提升自律能力和法律意识。特别是当诱惑很大时，要明确哪些该要、哪些不该要。一旦有侥幸心理，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外，为人处事要正直，还要有智慧。

反对好人主义圈子文化对照演讲稿

圈子文化、好人主义从定性上说就是违反政治原则、违反组织纪律，一些人为了不伤自己，不怕伤党、不怕伤组织、不怕伤事业，把社会的不良习气搬进了党内、污染了组织。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反对好人主义圈子文化对照。

演讲稿。

在最近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领导同志屡次向不正之风“说不”，继“向旧习惯说不”之后，又提出“敢于向好人主义说不”。这不仅是对教育实践活动批评与自我批评环节的要求，更是直指一些地方长期以来党内生活不健康的一种突出风气。

“好人主义”就是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就是讲私情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的腐俗官风。比如说，班子内部维持“一团和气”，出了问题回避掩盖，开会决策你好、我好、大家好，宁可得罪工作，也不得罪“朋友”，宁失原则，不伤感情;又比如说，同志间关系“低头不见抬头见”，面子至上、友情第一，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家都做“顺水人情”，人人争当“好好先生”;再比如说，上下级关系讲究“和谐”，下级有问题，“上面”包着、护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下级则对“老板”随声附和、奉承捧场，等等。直到这次教育实践活动，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了，要开民主生活会了，有的同志仍然是对上放“礼炮”，对同事放“空炮”，对自己放“哑炮”。

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来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党不是“一团和气”的俱乐部，也不是“你好我好”的同路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内必须有健康、健全的政治空气和严肃、严格的批评风气。“好人主义”不讲原则、没有党性，“老好人”也并不是什么真“好人”——“多栽花”，无非是要“少栽刺”，“与人方便”终究是为了自己方便，这种八面玲珑、四面讨好的“好人”，往往是精于算计、满心思个人得失的人，是功利私心最重的人。这种从不与人红脸的人，往往也是对同志最不负责的人。“好人主义”说到底，就是一种官僚主义——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同朝为官”的同僚，在对专制王权的同一依附中结成利益共同体，同进退共荣辱，“一团和气”成为做官的。

座右铭。

明哲保身和务求中庸成为仕途的不二法门。多少年来“好人主义”作为一种官场“麻醉剂”和“腐化剂”流传风行于今又烈我们必须抱有高度警惕。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好人主义”再走一步，就是“圈子文化”。早在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历数了“好人主义”的“对象”——“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者、老同事、老部下”，其实就是被小平同志斥为“害死人”的“小圈子”的雏形，就是沆瀣一气、利益攸关的“朋党”的基础。另一方面，“好人主义”真是“好好先生”吗?有的“好人”是双面人，“台面上”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举手，会下乱放炮，当面“和睦相处”，背地里拉帮结派，当面唯唯诺诺，转过身却以邻为壑，当面拍马奉迎，私底下却搞阴阳两面，甚至还有暗中设陷阱、捅刀子，织罪名、造谣言的呢!

“好人主义”盛行，关键在领导干部身上。一是党内生活不健康，缺少批评的环境氛围，缺乏民主空气。有的“一把手”，脾气大得很，“个人尊严”碰也碰不得，一听批评，就火冒三丈，甚至拍案而起，抓辫子、打棍子、穿小鞋，结果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一片鸦雀无声之下，“你好我好”便成风气。二是有的领导，明知制度被破坏，竟网开一面，造成“破窗效应”，目睹下级犯纪律，也不吭声，叫作“放人一马”。他无非是要做人情、博“官声”、拉关系、争“选票”，既爱惜一己的羽毛，博取不正常评价下的“开明”形象，又追求为官的“民意支持”，获取选举呀、测评呀的“高票”。说到底，还是“为人际关系所累”，过于为自己的荣辱进退算计。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要避免“为官不为”

这几年来，在中央正风反腐的政治新生态下，不正之风大为收敛、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也出现一种现象：一些干部感慨为官不易，有的甚至为官不为，正所谓“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首次对干部“能上能下”做出专项规定。从聚焦“不正、不为、乱为”三大为官问题，到调整十种“不适宜任现职”干部;从增加五项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情形，到明确六种干部“能下”的渠道，《规定》的出台，堪称是治庸、治懒、治散的点睛之笔，传递出公职人员队伍没有“铁饭碗”的明确信号，也标志着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现代转型。

干坏事要下台，不干事要下台，干不好事也要下台。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是解决“能下”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能上不能下”是当前干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腾出更多位置，让更优秀的干部有施展平台，实现真正的“能上”;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让在位的干部有危机意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岗位，让向上的干部有奔头有干劲，更加如临如履、兢兢业业，从而形成万马奔腾的竞争局面，更好地构筑政治生态。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部“管进”，纪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纪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离职。《规定》实施后，组织部门不仅“管进”，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客观地讲，这既是一项新任务，也是一个新挑战。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要克服“为官不为”。毕竟，相比于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规定虽然明确，却并不一定有那么“紧迫”;相比于“能上”的皆大欢喜，“能下”肯定会得罪人，甚至还会“惹麻烦”。因此，能否克服“好人主义”、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推进“能上能下”的关键。在此过程中，既要解开不合时宜的思想扣子，也要普及与时俱进的从政文化。

二是在行为方面，要确立“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从选拔任用的角度来看，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根源，还在于重视提拔、轻视使用，一些庸官懒官太平官的出现，莫不与此有关。“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干部本来就要干事的，啥也不干，要你干啥?啥也干不好，留在此地为何?有为才有位，在位必须为，上去的可以下来，下来的也可以上去，实现“上”和“下”的辩证统一、“入口”和“出口”的有效对接，干部队伍才能是一池活水、充满活力。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党的以来，多名省部级干部的“断崖式降级”，为干部“能下”提供了最新案例。在有了明确的规定以后，干部“能上能下”的目标能否落实，开始的几步很关键;抓几个典型案例，也很重要。

多次强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而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清正的从政环境，就必须清理各种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要对那些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的党员干部当头棒喝：“圈子文化”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必须痛加鞭挞，坚决抵制。

党内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的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各级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这种“圈子文化”，玷污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和风气。在这次反腐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帮派圈子，无论是人身依附，还是搞政治投机、结党营私，都离不开个“贪”字。人们常用“巨贪”“贪得无厌”“贪赃枉法”来形容他们。这种贪婪性，决定了他们不管有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权力，最终必将自绝于党和人民，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严惩。

多年来，我们党对于自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考验和风险，是十分清醒的。其中，执政的考验，腐败的危险，尤为严峻。这是因为，权力具有两面性，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又会诱使掌握权力的人利欲熏心、以权谋私。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就要长期应对这种考验。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这种考验尤为突出和尖锐。因为“四个全面”事关治国理政全局，涉及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和战略走向，决不能允许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扰乱整体布局，让权力被一些权欲熏心的人用于扩展其野心的小圈子。

抵制和反对源于封建主义的“圈子文化”，是一项长期的思想政治任务，需要找到长治久安的办法。首先，要抓价值观建设。“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利己的维护帮派私利的价值观。共产党人的文化，内核就是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取向，就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文化传统。这种共产党人的文化，同“圈子文化”是根本对立的，同时又是克服“圈子文化”的有力武器。共产党人既要成为全社会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又要弘扬和践行共产党人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搞小圈子，不走腐败路，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其次，要抓阳光制度建设。“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各项制度。强调，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他还指出，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同理，解决“圈子文化”，也要把建立阳光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

最后，要通过法治管住“圈子文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所以把法治和发展、改革、治党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正是为了找到一个治本之策、长治久安之道。只要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封建主义就没有了滋生的土壤，“圈子文化”就失去了蔓延的空间。各级干部身体力行抓法治，有针对性地抓，坚持不懈地抓，一定能抓出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建新局面。

反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演讲稿

当今社会，不少人奉行一种“好人主义”的处世哲学。所谓“好人主义”，就是信奉做“事”不如做“人”，做“坏”人不如做“好”人，网络上对这个词语是这样解释的：“谁也不招、谁也不惹的处世哲学，虽说听起来仿佛是与世无争的、本本分分的做人，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好人主义是对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容忍，它麻痹人的真假、善恶、美丑之心，目的是讨好卖乖，说到底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在作怪。好人主义不好，一害党、二害同志、三害本人，其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歹人主义。好人主义的本质是讨好、得好。好人主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可见，虽然不少人奉行此种“好人主义”的处世哲学，但此种“哲学”的危害也注定了它即使贴上“好人”标签，也不招人待见的命运。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好人主义盛行，党内切实有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表面一片“和气”，背地里“互掐”搞小动作，疏远了同志与同志间的距离，大大影响党内团结；有部分同志喜欢当“好好先生”，只要与自己没有利害冲突，便大放顺水人情，有上级组织来考察，谈话时优点特长一箩筐，问题缺点一笔带过，影响组织对干部的考核评价不说，非常不利于对干部的选拔培养。

所以，“好人主义”不好，它是“麻醉剂”，麻痹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立场原则，更是一把“软刀子”，割断党员与党员间良性交流互动，侵蚀党的“肌体”健康，削弱党的战斗力和执政根基。党员干部要敢于在“好人主义”面前说不，勇于接过革命前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利剑，明确立场原则，大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永葆生机活力。

反对好人主义圈子文化自查演讲稿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ld《·》quo;能上能下”本身也要避免“为官不为”

这几年来，在中央正风反腐的政治新生态下，不正之风大为收敛、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也出现一种现象：一些干部感慨为官不易，有的甚至为官不为，正所谓“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首次对干部“能上能下”做出专项规定。从聚焦“不正、不为、乱为”三大为官问题，到调整十种“不适宜任现职”干部；从增加五项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情形，到明确六种干部“能下”的渠道，《规定》的出台，堪称是治庸、治懒、治散的点睛之笔，传递出公职人员队伍没有“铁饭碗”的明确信号，也标志着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现代转型。

干坏事要下台，不干事要下台，干不好事也要下台。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是解决“能下”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能上不能下”是当前干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腾出更多位置，让更优秀的干部有施展平台，实现真正的“能上”;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让在位的干部有危机意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岗位，让向上的干部有奔头有干劲，更加如临如履、兢兢业业，从而形成万马奔腾的竞争局面，更好地构筑政治生态。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部“管进”，纪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纪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离职。《规定》实施后，组织部门不仅“管进”，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客观地讲，这既是一项新任务，也是一个新挑战。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要克服“为官不为”。毕竟，相比于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规定虽然明确，却并不一定有那么“紧迫”;相比于“能上”的皆大欢喜，“能下”肯定会得罪人，甚至还会“惹麻烦”。因此，能否克服“好人主义”、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推进“能上能下”的关键。在此过程中，既要解开不合时宜的思想扣子，也要普及与时俱进的从政文化。

二是在行为方面，要确立“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从选拔任用的角度来看，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根源，还在于重视提拔、轻视使用，一些庸官懒官太平官的出现，莫不与此有关。“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干部本来就要干事的，啥也不干，要你干啥？啥也干不好，留在此地为何？有为才有位，在位必须为，上去的可以下来，下来的也可以上去，实现“上”和“下”的辩证统一、“入口”和“出口”的有效对接，干部队伍才能是一池活水、充满活力。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党的以来，多名省部级干部的“断崖式降级”，为干部“能下”提供了最新案例。在有了明确的规定以后，干部“能上能下”的目标能否落实，开始的几步很关键；抓几个典型案例，也很重要。

整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演讲稿

整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演讲稿好人主义既害集体，又害同志，更害自己。防止和克服好人主义，要靠坚强的党性原则。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战斗性，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坚决反对党内生活的自由主义，确保党内生活健康运行。要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学深悟透关于强军兴军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从中把握大势、汲取智慧，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免疫力，不断增进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始终严格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确保官兵立场坚定、道德纯洁。要靠良好的人品官德。厚德才能远行。有了良好的人品操守作底子，做人才有骨气，做事才会硬气，做官才能正气。要努力培养高尚的人格情操，用实实在在的品格去赢得信任，用克己奉公、光明磊落的行为影响同志。要靠过硬的能力素质。敢于担当不是匹夫之勇。要养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善于抓住事物本质做事，善于从全局和长远角度提高解决眼前紧迫问题的能力。以不甘人后的决心和敢争敢闯的勇气，力争思维上快人一步，行动上抢先一步，成效上胜人一筹。要有求真务实的执着劲头。盯住岗位职责、盯住经常性基础性工作，盯住矛盾问题，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持之以恒、攻坚克难，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为实现强军目标贡献力量。

篇2圈子原本的一种含义是指人与人因为相同兴趣、经历或其他目的而结合成的非正式团体。志同道合而相聚一起，或结伴临溪，流觞曲水，或坐而论道，疑义相析，都不失为一种人生乐趣。但是当下社会和官场上流行的圈子却完全脱离了志趣的主题和情感的联合。不少人削尖脑袋钻进圈子，想方设法经营圈子，千方百计扩大圈子，形成了一种畸形繁荣的"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最注重界限。圈子看似松散，但却"画圈为牢"，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不管人与人关系多么错综复杂，一个人进没进圈子，是谁的圈子却分得一清二楚。在圈子内，可以呼朋引伴，称兄道弟，觥筹交错，互相照应，彼此绝对心照不宣;但对圈子外，或冷若冰霜，形同陌路，或表面和气，暗中使绊，乃至排斥打击，落井下石，斗争起来毫不手软。让人感叹圈内圈外是"两重天"。

"圈子文化"很讲究中心。圈子实行的是家长制。圈子中的人际关系如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写的"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就是圈子的"家长"。"家长"掌控着圈子内外部资源的获取分配和圈子的运作，圈子其他成员只能唯"家长"马首是瞻，老老实实服从指示。圈子还实行等级制。圈子之内谁是老大，谁是心腹，谁是马仔，谁也不会搞混。"上下有等、尊卑有序、贵贱有别"之类的在圈子中最适用。

"圈子文化"最关键的是规矩。这种规矩是潜规则，摆不到台面上，也落不到纸面上，但是谁要敢坏了规矩，那今后肯定是在圈子里"混"不下去了。圈内圈外，第一位的规矩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圈内人要是混出了名堂，必定要彼此拉一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要是出了问题，则必定要统一口径，百般包庇。因此社会上常常听见某个地方"拔出萝卜带出泥"，被"一锅端"。圈子上下，第一位的规矩是"江湖义气"。下属对待老大要"。

忠心耿耿"，老大对待下属则要"义薄云天"，你为我效犬马之劳，我为你两肋插刀。至于这种规矩是否符合党纪国法，是否遵从组织原则，都在所不问。

这样畸形的"圈子文化"让一些领导干部成为利益团体的附庸，丧失了独立的政治人格、清醒的政治判断。任其发展，将是对组织纪律的严重挑战，将对党的事业和党的组织造成极大的伤害。

"圈子文化"从源头上看是专制主义糟粕的残留。专制主义延续几千年的陈腐观念、人身依附、等级制度、门客政治等等在党内仍未得到完全肃清，并且在思想日益多元、利益日益分化的今天还有所发酵。一些人错误地把组织当成了朝廷，仍然在搞任人唯亲、任人唯派，进行人身控制，围绕自己打造盘根错节的现代"宗族"，将组织内纯洁的同志关系江湖化、庸俗化。"圈子文化"从形式上看是党内宗派主义的变种。每个小圈子就是一个小团体、小山头，它们时常闹独立性，只强调局部利益，无视整体利益，往往通过内部被异化的伪团结，相互间无原则的争斗，于无声无息中解构了组织意志，绑架了组织意图，裹挟着组织的运行。"圈子文化"从本质上看是利己主义的恶性发展。组织的运行围绕一个"公"字，圈子的运行围绕一个"私"字。混迹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但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利。归根到底这类圈子都是个人利益关系的同盟。它们交织着权力、地位、关系、面子，将单纯的利益交换关系发展为饱含"人情"的人际承诺，为其赤裸裸的目的蒙上一层"温情脉脉"面纱。

匡正风气，破除"圈子文化"的途径有很多，但最关键要摆正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学会正确对待组织和领导干部个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认识到，无论职务高低，能力强弱，贡献大小，个人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置身于党的一个组织之中。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参加党内生活，认真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要时刻牢记感恩组织，而不是感恩个人。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成长进步归根到底靠组织关心培养，而不是靠圈子帮衬，更不是靠"贵人"相助。因此要对组织心怀感恩，心存敬意，更加自觉地相信组织、更加紧密地依靠组织。但是这种感恩的对象只能是组织，而不是组织里的任何领导，决不能因为某些领导曾经有过提携之举，就搞庸俗的"投桃报李"那一套。

下一页更多精彩的""。

反对好人主义圈子文化自查演讲稿【】

多次强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而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清正的从政环境，就必须清理各种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要对那些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的党员干部当头棒喝，“圈子文化”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必须痛加鞭挞，坚决抵制。

“圈子文化”在一些地方能有生存空间，其根源在于公权力异化为了少数领导干部谋取私利的工具。地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权力过大，权力行使制约少、权力运作边界宽，领导干部一句话就可能左右干部任命。部分心存私欲的领导干部在选用干部中任人唯亲、搞“小圈子”，给圈内干部“开绿灯”，让圈外干部屡吃“闭门羹”。在这种权力磁场的强力吸引下，就有干部迷失了政治信仰，热衷“圈子文化”，迷信圈子决定位子，一门心思琢磨找门路、拉关系，把“寻圈子”、“拜山头”当成仕途升迁的捷径。

在大力强调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今天，“圈子文化”的歪风邪气，把政治生态搞的乌烟瘴气，打破了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平衡，背离了“权为民所用”的根本宗旨，必然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坚持铁腕反腐，随着“大老虎”落马，其身后的“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纷纷垮塌，对“圈子文化”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但也应看到，只要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被不受约束地滥用，“山头主义”与“圈子文化”就会“树倒根存”，不断再生和膨胀。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选人用人的权力更不能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任性干预选任干部。唯有坚持从严治吏，把权力装进法治笼子，圈住任性权力，让圈内无法外之权，斩断圈子的利益链条，防止少数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才能釜底抽薪，荡涤官场“圈子文化”，确保领导干部规范用权、依法用权，最终把德才兼备、表里如一的好干部选用起来。

整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演讲稿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要避免“为官不为”

这几年来，在中央正风反腐的政治新生态下，不正之风大为收敛、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也出现一种现象：一些干部感慨为官不易，有的甚至为官不为，正所谓“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首次对干部“能上能下”做出专项规定。从聚焦“不正、不为、乱为”三大为官问题，到调整十种“不适宜任现职”干部；从增加五项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情形，到明确六种干部“能下”的渠道，《规定》的出台，堪称是治庸、治懒、治散的点睛之笔，传递出公职人员队伍没有“铁饭碗”的明确信号，也标志着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现代转型。

干坏事要下台，不干事要下台，干不好事也要下台。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是解决“能下”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能上不能下”是当前干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腾出更多位置，让更优秀的干部有施展平台，实现真正的“能上”;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让在位的干部有危机意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岗位，让向上的干部有奔头有干劲，更加如临如履、兢兢业业，从而形成万马奔腾的竞争局面，更好地构筑政治生态。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部“管进”，纪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纪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离职。《规定》实施后，组织部门不仅“管进”，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客观地讲，这既是一项新任务，也是一个新挑战。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要克服“为官不为”。毕竟，相比于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规定虽然明确，却并不一定有那么“紧迫”;相比于“能上”的皆大欢喜，“能下”肯定会得罪人，甚至还会“惹麻烦”。因此，能否克服“好人主义”、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推进“能上能下”的关键。在此过程中，既要解开不合时宜的思想扣子，也要普及与时俱进的从政文化。

二是在行为方面，要确立“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从选拔任用的角度来看，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根源，还在于重视提拔、轻视使用，一些庸官懒官太平官的出现，莫不与此有关。“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干部本来就要干事的，啥也不干，要你干啥？啥也干不好，留在此地为何？有为才有位，在位必须为，上去的可以下来，下来的也可以上去，实现“上”和“下”的辩证统一、“入口”和“出口”的有效对接，干部队伍才能是一池活水、充满活力。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党的以来，多名省部级干部的“断崖式降级”，为干部“能下”提供了最新案例。在有了明确的规定以后，干部“能上能下”的目标能否落实，开始的几步很关键；抓几个典型案例，也很重要。

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

去年三季度,中央巡视组对10个省区市、3个单位进行了巡视。截至31日,上述地方和单位已将巡视整改情况向社会公布完毕。

从这13份“巡视整改清单”可以看出,上述地方和单位在听取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后,围绕自身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6个方面的腐败顽疾采取果断措施,促进问题整改。

打击官商勾结。

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开发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当前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中央巡视组反馈上述问题后,江苏省认真梳理问题线索,严肃查处领导干部与老板相互勾结牟取私利的案件。去年11月至12月全省新立案查处的2名厅级、8名处级、28名科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33人涉及与老板勾结谋利。

浙江省对反映领导干部以权谋房、以房谋财,虚假投资、“期权”交易,通过特定关系人参股入股牟利以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违规经商和为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等问题线索进行全面排查。去年8月至12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此类案件26件,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此类案件173件。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与私营物流企业有利益关系的问题,一汽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自查,按联系点约谈分管高级经理,组织清理整顿现有的物流公司,对物流车辆的车主信息进行甄别,查找同业经营、关联交易方面的问题线索,并在整车物流服务商准入、招标等方面进一步规范管理。

清理审批寻租。

利用审批环节设租寻租,是当前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

针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凸显部门利益的问题,体育总局取消了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除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制定《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重要赛事名录》,名录内赛事一律无需体育总局及内设部门和直属单位审批;对在我国举行的国际体育赛事分a、b、c三类进行管理,其中b、c类国际体育赛事下放由地方审批;明令禁止利用确定赛事承办单位之机收取任何名目的费用。

青海省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审批中的违纪违规问题,对2009年以来省级研究或审批的探矿权、采矿权进行了全面清理,收回了不符合规定的3宗矿业权;全面停止以申请在先方式配置探矿权,对国家规定可以协议出让的矿业权从严控制,其他矿业权全部进场交易,一律实行“招拍挂”;全面检查了289件商业性探矿权管理合同和232件采矿权出让合同的履约情况,对有违约现象的相关责任单位进行了追责处罚,并将市州、县级审批的采矿权全部纳入合同管理;严格矿业企业工商登记管理制度,规定申请勘探、开采的企业,一律凭国土部门的许可证或批复文件予以登记注册,进一步规范了矿业权流转。

防止小官巨贪。

中央巡视发现,一些地方存在着“小官巨贪”问题,蝇贪成群,其害如虎。为此,中央要求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

上海市加大对基层干部“小官贪腐”问题的查处力度。去年已查处原南汇区宣桥镇党委书记唐贵明、浦东新区惠南镇市场建设服务所原党支部书记季云初等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和窝案。根据中央巡视组移交的线索,查处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原党支部书记陶金建贪污村集体土地承包人员上交款的案件。去年,各区县纪检监察机关对202起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和贪污贿赂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给予149人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处级干部19人、乡科级及以下130人。同时,建立健全防治“小官贪腐”问题长效机制。

四川省加强基层办案指导,整合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力量,加大基层查办案件力度,对问题反映集中、信访增量明显的地区开展重点督导,推行交叉办案、驻点办案、乡镇协作办案等工作机制,纪检监察机关信访初核率提高10%;改革基层办案体制,加强和改进市、县两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推进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加强基层干部日常监管,健全抓早抓小机制,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函询提醒,对轻微违纪问题进行谈话提醒。去年,全省县乡纪检监察机构立案11893件、同比上升28.5%,占全省立案总数的92.2%,各级部门纪检监察机构立案1015件、同比上升70.6%。

狠刹领导玩风。

常言道,玩物丧志。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玩风当中还存在着腐败风险。

针对中央巡视组提出的“有的领导干部玩风盛行、热衷于书画联谊活动,存在腐败风险”等问题,陕西省清理了8名省管领导干部担任书协主席、副主席等问题,原省政协副主席已辞去省书协主席职务;加强了对领导干部违规举办、参加书画展、笔会活动的清理,对资金来源情况进行了核查;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纪律约束和健康生活情趣教育,制定了关于严格规范全省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参与举办个人文化活动的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对全区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严禁利用工作时间或公共资源发展个人兴趣爱好,严禁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以开笔会、办展览、印专集等形式敛财,严禁利用公车、公款、公物或者公共资源组织或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摄影、书画、出版活动等,并在全区部署开展了领导干部“玩风”问题专项整治;出台《关于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实施意见。

禁止买官卖官。

违规用人、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超编制配备干部等问题,是近期中央巡视的重点,也是当前纪律审查的重点。

黑龙江省加大对买官卖官案件处理力度,鸡东县委原书记李树海案涉案人员已处理完毕,佳木斯市委原书记林秀山案涉及的省管干部已经立案,省农垦总局原党委副书记李涛案涉案人员也已分别立案处理;针对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督促指导各地各单位进行重新核准,全省超配干部基数现为11614人,现已消化超配干部1824人,其余将于2017年12月底前全部消化;对擅自设置的领导职务进行集中整治,目前已消化120人;对1583名在职省管干部档案的审核工作已全部完成,并对存在疑点或问题的档案进行深入核实,调查认定工作正在进行。

针对中央巡视组指出的关于执行干部选拔任用规定和干部监督制度不够严格等问题,中科院对超职数配备的2名副秘书长进行了调整,对3名超期任职的正职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制定了院机关与院属单位干部交流工作方案,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启动了研究所中层干部选拔聘用的自查工作,加大“一报告两评议”工作力度,加强对院属单位干部选任工作和新任用干部的评议和监督;开展了干部任职回避情况摸底调查,对违反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和院有关规定的提出了限期整改意见,要求相关单位党委督促落实,同时明确界定干部任职回避的情形,实行干部任职回避报告制度,加强对任职回避的管理监督。

严查违反纪律。

纪律是党的生命。中央多次强调,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不遵守纪律的党员领导干部坚决问责。

针对中央巡视组反映的“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的问题,西藏自治区党委一方面加强党性教育、增强党的意识和党性观念,对党员干部不良思想作风问题进行排查、检修、扫除;一方面制定了《关于共产党员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等15项制度规定,严肃查处理想信念不坚定、不与党和人民一条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当“两面人”、民族观不正确、对宗教明里不信暗里信、参加非法组织、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言论的党员干部。

河北省把优化政治生态作为本届省委主要任期目标之一,针对“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党内政治生活不严格”“有的热衷于讲段子,传小道消息,有的崇尚圈子文化,各种小圈子多。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等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山头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分散主义、个人主义,并准备结合干部考察、领导班子调整及年度考核组织专项抽查;针对“部分基层组织受黑恶势力影响”“靠恐吓、贿选操纵选举,垄断集体经济资源,捞取政治光环”等问题,一方面在农村深入推进打黑除恶灭霸扫痞专项行动,一方面认真组织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两轮专项督导,防止违法犯罪人员“由黑变红”。

随着反腐败斗争深入，“塌方式腐败”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挖出一个，牵出一串”的案情令人触目惊心，“一个人倒下去，一群人睡不着”的现象更令很多人反思。腐败窝案，折射出一些人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深层症结。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铿锵宣示--“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更显振聋发聩。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世界上极少有哪个党，像我们党这样坚持不懈地反对党内搞小圈子，这是党保持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正是因为这种行为会逐渐蚕食党的健康肌体。一旦圈子盛行，就会出现“出大力的不如抱大腿的”的怪象，干部想问题、干事情的立场必将出现偏差，导致空谈淘汰实干、关系淘汰能力等逆淘汰现象，甚至一些好干部也难免被污染。结果，必然是组织涣散、人心离散。

当团结变成“结团”，一些干部就成了整天忙着寻找“乡缘”“学缘”“业缘”的“团员”。或是官官相护，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或是私相授受，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当成家臣;或是以同乡会、同学会为名义，暗中相互提携、互通款曲……派系意识流风所及，一些干部只知有门户、不知有组织，只知有私利、不知有公义。干部选拔，不问能力水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决策论证，不凭实情民意，只看上边喜好。以利益输送为纽带，以人身依附为特征，将正常交往庸俗化、圈子化、派系化，对政治生态的危害之大，对政治规矩的破坏之深，对同志关系的异化之大，莫此为甚。

诚然，领导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需要正常的人际交往。但越是身处复杂的社会环境，面临种种考验和诱惑，越需要多一些自省，守住党的规矩的底线。俗话说得好，针眼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人际交往和生活情趣皆非小事。有时候，看起来是在讲感情，实际上却在徇私情，看起来是在交流体会，小处太“随便”，往往就是身陷“小圈子”，甚至坠入腐败深渊的开始。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曾在家书中如此教育儿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甚至要求儿子“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结果还没等儿子“实践”，自己已经东窗事发。大量教训警示我们，党的干部只有一个组织，不是任何人的家臣，也不是哪一派的门客。攀龙附凤、拉拉扯扯的后果，最终逃不脱拔出萝卜带出泥、树倒猢狲散的命运。当前，从严治党、反腐倡廉不断走向深入，圈子文化滋生的环境正在逐步改变。依附心理带来的是包袱，捷径思维通向的是邪路，严守纪律、常讲规矩，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才是为人从政的康庄大道。

唐朝晚期，面对“牛李党争”的乱局，唐文宗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无奈慨叹，留下了“朋党兴，政事乱”的历史警思。今天，朝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远大目标，越是在激流漩涡中劈波斩浪，在风险挑战中迎难而上，就越是需要一支团结一致、奋发有为的党员、干部队伍。党员只有一个上级，那就是组织，干部只有一个靠山，那就是人民。守定这条规矩，抱定这个信念，我们才能积聚起磅礴之力，去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

称呼领导为“老板”、“老大”可以休了!广东省纪委日前已发通知，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

曾几何时，党内的称呼由原来亲切的“同志”，渐渐变得充满江湖气息。早在十年前，四川省人大代表曾朝章就曾呼吁“应该禁止党政部门人员称兄道弟”，他指出:一些人见面或谈工作，满口都是“大哥、老弟”;对上级不叫领导而叫“老板”，甚至有的人叫“干爸、干妈”。去年，《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的评论文章，指出，裹挟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如今，广东省纪委以正式文件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党内称呼的变化，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那就是:在一些地方官场，已经形成“圈子文化”。这种“圈子文化”是由亲戚圈、朋友圈、老乡圈、同学圈、战友圈等组成，每个圈子都以一个或几个领导为核心。我们注意到，在新一届中央惩治腐败行动中，打击了好些圈子，比如“石油帮”、“四川帮”等。

一个官场中人，如果有幸进入一个圈子，他就有机会得到圈内人士的提携，就能与圈内人利益均沾。自然而然，圈内人便会习惯于称呼其领导为“老大”、“老板”。落马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早年在给其儿子的家书中就写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他甚至告诫儿子“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从官场“圈子文化”，我们很容易觉察到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些地方，官场的上下级关系，不像正常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因为你是领导提拔的人，你就必须对领导感恩戴德，唯其马首是瞻。所以领导就成了你心目中的“老大”、“老板”。

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

近日，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条例》第六条规定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六条要被问责的情形，其中第三条情形是“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这里就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好人主义”，“好人主义”会造成组织里存在的问题迟迟不被发现、不被解决，会极大地败坏一个组织的肌体，一点一点地蚕食组织的先进性，“好人主义”要不得。

“好人主义”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没有问题，就继续在问题丛生的漩涡中沉沦。就算有人考虑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说出了问题所在，但要解决问题就需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换来的可能是“出力不讨好”的下场。所以，即便问题已经摆在桌面上了，那还是拖着吧。谁也不容易，谁也不得罪，问题不解决，自己也没啥损失。“好人主义”盛行的原因是组织中存在“老好人”，“老好人”就是好好先生，什么样的人都说他好，他跟谁都合得来，并且这种“老好人”有时候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领导。

要解决“好人主义”的问题，首先需要认清“老好人”的嘴脸。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人喜欢当“老好人”，博得大家对他的一致赞扬。有人把“老好人”归咎于孔子身上，他们认为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就让人做“老好人”。这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实孔子批判过“老好人”，我们来看看《论语子路》里孔子的弟子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我们可以从这段对话中体会到孔子对于“老好人”的鲜明态度：“老好人”不咋地!如果一个人混得大家都讨厌他，这个人无疑有问题;但一个人混得大家都喜欢他，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真正的君子应该是善良的人喜欢他，邪恶的人讨厌他。一个人如果善良的人喜欢他，说明他跟善良的人走得比较近，有善良人的特质。如果邪恶的人也喜欢他，说明他跟坏人也走得比较近，又有坏人的特征。那么，这个人既是好人，又是坏人。换句话说，这个人不是什么坏人，可更不是什么好人。那么，他是一个伪善的人，也就是伪君子。孔子还对这种人有一句经典的臭骂：“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就是全村人都说他好的人，孔子把这种人叫做“道德上的贼人”。这种八面玲珑的“老好人”，是在利用道德伪装偷偷得好处的人，像小偷一样。

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对待身边的“老好人”呢?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孔子说，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必须认真考察;所有人都讨厌的人，必须认真考察。所以，我们要认清“老好人”的真面目，要敢于当面提出“老好人”的问题，让这种“老好人”没有市场。

要消除“好人主义”，就要大力发扬我们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有效地解决党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使得党员能快速成长起来。但这种优良作风在个别地方被异化成“表扬与自我表扬”，或者谈一些表面的、无伤大雅的问题，不去讨论真正的问题。如此，党员个人不能真正认识到错误，积极改正、获得成长，所在的党组织也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所以，要消除“好人主义”，关键还在于落实《条例》的规定，问责“老好人”不负责、不担当的责任，让“好人主义”没有生存的土壤。

好人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自查报告

长期以来，人们对“老好人”和老实人这两个概念分得不是很清楚，往往把“老好人”当成老实人，把老实人说成“老好人”。这一含糊，人们对老实人不能真正地喜欢起来，让老实人吃了不少哑巴亏;对“老好人”，也较不起真来，使他们借着老实人的名义，得了不少便宜。导致老实人在一些单位结果不太好，而“老好人”倒是很有市场，甚至很吃香。

社会舆论引导人们“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这是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什么样的人才算老实人呢?那就是诚实守信、忠厚善良、安分守己、知恩图报。具体到品行方面：做人实在、厚道、正派、不事张扬，表里如一;做事认真、踏实、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对党忠诚，热爱人民，敢于坚持原则，清廉守正，不违背自己良心做亏心事，不会为个人私利向组织伸手，更不会去吹吹拍拍，投机钻营。

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对“老好人”是这样描述的：一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另一种是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还有一种人是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在现实中，那种凡事打哈哈，口口声声好好好，就是不办事的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是非观，没有原则性，该拍板不拍板，该说话不说话，不敢承担责任，从不得罪人，说白了还是自私，主要是怕事，担心做多错多，干脆不做;怕得罪上级、得罪同级、下级，丢了既得利益。

不难看出，“老好人”不是老实人，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老实人是我们社会的脊梁，是我们需要大力倡导的人生价值取向。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党员干部，都应该做老实人，这是起码的标准，更是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如若不然，“老好人”多了，我们的社会正义、伦理道德、做人原则等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价值观会被扭曲。在我们党内，如果“老好人”多了，党风、事业必定会受到不良影响。时下，全党上下旗帜鲜明地弘扬正气，“不让老实人吃亏”，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强调不用那些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老好人”，并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健全完善有效机制，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都给人以希望和鼓舞。这是党的福音，国家和人民的福音，也是军队的福音。

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对照检查材料

2016年1月29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加强党的领导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站在决胜全面小康的新起点上，“四个意识”的提出，正是为了使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个意识”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实践价值，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政治意识是根本，确保方向和立场正确坚定;大局意识是基础，确保局部和整体协调一致；核心意识是关键，确保全党的集中统一；看齐意识是保证，确保队伍的齐整有力。新形势下，不管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是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不管是啃下深化改革的硬骨头，还是打赢扶贫脱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攻坚战，都要求从政治上考量、在大局下行动、围绕核心聚力、向党中央看齐。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对坚决杜绝一些党员干部搞“小圈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严肃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纵观十八大以来因一些“老虎”“苍蝇”的落马而牵出的窝案、串案，甚至一些地方部门出现的塌方式腐败，无不与大大小小的“圈子”有关。

“小圈子”以权力、利益为核心，以关系网为纽带，利益与关系延伸之下，“小圈子”逐渐进化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和利益集团，他们对内抱团取暖，对外相互勾结扶持，最终导致权力变味，党纪国法失尊，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也被破坏贻尽。而“小圈子”也不是一个法外之地，进入其中短期之内可能名利双收，飞黄腾达，但一朝大树倾倒，就将集体沦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下，也导致了许多腐败窝案，如茂名腐败窝案，山西吕梁窝案，都是“小圈子”和党内帮派的牺牲品。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年初讲话中提到，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因此，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绝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正是因为这种行为会逐渐蚕食党的健康肌体。一旦圈子盛行，就会出现“出大力的不如抱大腿的”的怪象，干部想问题、干事情的立场必将出现偏差，导致空谈淘汰实干、关系淘汰能力等逆淘汰现象，甚至一些好干部也难免被污染。结果，必然是组织涣散、人心离散。

此外，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实效性，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提高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必须拿下好人主义这一“拦路虎”。好人主义表现很多。一是不说话，问题面前不表态。二是说好话，无原则地逢迎讨好。三是好说话，只点头、不摇头。四是不理政，对工作敷衍应付。好人主义危害很大。一是误党害国。这种风气只会使党内正气不彰、邪气上升，侵蚀党的肌体，影响国家长治久安。二是误政害民。好人主义以损害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讨个人或少数人的好，这种风气只会破坏政府为民务实清廉的形象，不利于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三是误人害己。好人主义奉行你犯规我不追究，我违纪你不过问；你说我做得不错，我说你干得很好。发现同志有了缺点、错误而不指出，只会让有缺点的同志越走越远，滑入错误甚至违法犯罪的深渊，最终误人害己。

祛除好人主义，须坚定政治立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好人主义的思想根源是缺乏坚定的政治信念，党性观念不强，宗旨意识淡薄，群众立场不稳。祛除好人主义，最根本的是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事业为重，敢于担当。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的是非态度；面对软弱涣散要敢抓敢管、动真碰硬，面对歪风邪气要坚决抵制、绝不退让。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一定要头脑清醒，旗帜鲜明，修身做人、谋事创业。坚持以学促做，增强自身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合格共产党员。做到爱党、信党、护党、跟党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创新创造，坚持原则、严以律己，锤炼优良作风，守住纪律底线，清白做人、廉洁齐家、干净干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防止自满懈怠情绪、因循守旧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各项工作。同时摒弃圈子文化，拒绝好人主义，营造讨论、辩论、争论的氛围，增强坚持原则的正气、不怕得罪人的勇气、直面矛盾的胆气。

近数眼前，做大做强天规院的目标是我院的伟大目标之一，目标越伟大，使命越艰巨，这一艰巨的使命落在我们80后这一代党员同志们的身上，就需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去干实事创实业。我作为天规院的一份子，一名年轻党员，我将继续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正确方向，保持并加强与党在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今天，我们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的共同夙愿、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从未如此之近。历史的新荣光必将属于砥砺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属于不懈奋斗的中国人民。

好人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自查报告

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好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重私情、轻道义的庸俗哲学，更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严重问题。好人主义不会自行消退，要以“严”和“实”的精神，发挥制度的威力，用问责利剑切除这颗毒瘤。

“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好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重私情、轻道义的庸俗哲学，更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严重问题。

党培养教育一名党员干部不容易，如果领导干部对他们的成长不负责、不担当，在其防线松动、方向跑偏时不敢批评、不敢问责，就会使其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滑向严重违纪违法的泥淖。从已通报的案例不难发现，对于一些党员干部从“好同志”沦为“阶下囚”，奉行好人主义的领导干部负有很大责任。

好人主义害死人，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同样不可低估。事实上，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到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从为官不为、为官乱为，到“微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能找到领导干部明哲保身、你好我好的原因。

严管就是厚爱，问责就是警示。唐代御史韦思谦曾说：“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各级领导干部都担负着一定范围内干部的管理教育监督职责。当老好人，不愿动真碰硬严格管理;怕失选票，不敢当面锣对面鼓地严肃批评，都是不负责、不担当的行为，应当受到问责。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干净，还要纯洁队伍;不仅要管人管事，还要管思想管作风。如此，方能尽到“领”和“导”的责任。好人主义不会自行消退，要以“严”和“实”的精神，发挥制度的威力，用问责利剑切除这颗毒瘤。问责条例明确了问责对象，列出了各类问责情形。各级党组织要坚决用问责把压力传下去、把责任压下去，坚决破除好人主义、一团和气，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对普通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问题，应注重从领导干部身上找原因，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同时，坚决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决不姑息。

好人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自查报告

“圈子”原本的一种含义是指人与人因为相同兴趣、经历或其他目的而结合成的非正式团体。志同道合而相聚一起,或结伴临溪,或坐而论道,都不失为一种人生乐趣。但是当下社会和官场上流行的圈子却完全脱离了志趣的主题和情感的联合。不少人削尖脑袋钻进圈子,想方设法经营圈子,千方百计扩大圈子,形成了一种畸形繁荣的“圈子文化”。

在这个利益争夺的时代，圈子在发酵膨胀，人们开始了各种"钻圈运动"。每一个人都为园心作了很多圈子，每个人都在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钻"多了、累了，可圈子终究没有可能涵盖所有的需求，但是人们还是在继续的钻着。自己的圈子、别人的圈子。正是这些人组成的圈子，阻碍了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现在，通过增强“四个意识”的学习和反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的学习，我深刻的理解了圈子文化的危害性，从严治党的重要性。要正确的认识自我，彻底摒弃圈子文化，客服好人主义，我需要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理想信念坚定，脚跟才能站稳，身板才能挺得直。坚定理想信念，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尤其要深入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前后继承、创新发展的过程，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小圈子”文化是与党的宗旨完全背离的，杜绝“小圈子”必须有“治本之道”，这个“本”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不移地践行群众路线。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精髓，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毛泽东思想是最好的“清醒剂”和“照妖镜”，要经常拿出来“照一照”自己，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党的宗旨。

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做到个人的小利益服从于国家集体的大利益，不搞团团伙伙，不搞小团体主义。树立高尚的精神追求，筑牢思想防线，提高自身党性修养，从思想观念上客服“圈子文化”的诱惑。

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对照检查材料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落实这个要求，对每个党员干部来说，关键是要解决“好人主义”问题。

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种种“好人主义”，确实正在影响着从严治党，正在影响着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比如：我们说要讲党性讲原则讲正气，而“好人主义”却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正气讲和气;我们说要大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好人主义”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我们说要弘扬正气，伸张正义，见义勇为，而“好人主义”却见义不为，见恶不愤„„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党内的“好人主义”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如任其蔓延，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从严治党必须反对好人主义。

从严治党，反对“好人主义”，关键在于各级党组织严格坚持“从严治党”方针，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向歪风邪气作坚决斗争，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拿出“敢于得罪人”的勇气，对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行为敢怒敢言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懈的斗争，对于是非分明、一身正气的党员干部，应保护和支持，对于是非不分“善恶皆言好”，违背党的宗旨、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原则的现象和行为，要认真追查，严肃查处，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决不姑息迁就。唯有如此，党员干部才能为匡正党风，端正民风，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好人主义害死人，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同样不可低估。事实上，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到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从为官不为、为官乱为，到“微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能找到领导干部明哲保身、你好我好的原因。

严管就是厚爱，问责就是警示。各级领导干部都担负着一定范围内干部的管理教育监督职责。当老好人，不愿动真碰硬严格管理;怕失选票，不敢当面锣对面鼓地严肃批评，都是不负责、不担当的行为，应当受到问责。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干净，还要纯洁队伍;不仅要管人管事，还要管思想管作风。如此，方能尽到“领”和“导”的责任。

好人主义不会自行消退，要以“严”和“实”的精神，发挥制度的威力，用问责利剑切除这颗毒瘤。问责条例明确了问责对象，列出了各类问责情形。各级党组织要坚决用问责把压力传下去、把责任压下去，坚决破除好人主义、一团和气，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对普通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问题，应注重从领导干部身上找原因，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同时，坚决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决不姑息。

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

“好人”指心向善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老好人”是指脾气随和，待人厚道，缺乏原则性的人。在党员干部中，“好人”就是能为民办事实的人，“老好人”则本性不坏，但缺乏原则性，遇事不辨是非、不讲原则、时时小心、处处在意、生怕出问题，得罪了人，影响仕途，于是说话、做事，唯求和气、曲意逢迎的人，老好人奉行“是非面前不开口，遇着矛盾绕着走”的哲学，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造就”了一大批“老好人”，他们不仅庸碌无为，而且容易滋生腐败，因此，在现行体制中不仅要大力遏制“老好人”数量进一步增长，还要想方设法让“老好人”变成“好人”。

一是要深化认识，注重引导。“老好人”的出现说到底是因为少数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个人素养不够高造成的。因此，要加强党员干部个人素质修养培养，加强其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强化党性原则，用强大的思想武器消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主义。

二是要落实责任，敢于担当。一方面，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照章办事，要敢于为基层、为发展担责任、冒风险，在利益矛盾的冲突之中，敢于挺身而出。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应强化责任意识，时刻秉持一颗正义之心，明辨真伪，用慧眼区分工作重的“好人”与“老好人”，对“好人”要多重视、多鼓励;对“老好人”要多引导、多纠正。

三是要强化监督，规范制度。规范好制度，严厉打击敷衍赛则、唯求和气、曲意逢迎的不正之风。碌碌无为是“老好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因此，要应将干部为政实绩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切实做好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工作，及时清除无为的“老好人”，把位置留真正的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