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经济学论文（专业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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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贡献分析论文

海南陆续启动并深化特色经济、旅游资源开发、国际旅游岛建设、生态文明村建设、城镇化、政府转移支付、“外部扶贫供血”等发展措施，逐步改善黎族居民的生存状态。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积极研究海南黎族居民的生存状态，大力发展黎族经济。

一、少数民族居民生存状态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无论是在民族自治地区还是非自治地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是以农民工、临时工、自由职业者、企事业单位正式工或公务员、待业者等身份出现，少数民族居民都是比较特殊的群体。国家出台各种政策，积极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提高少数民族待遇，改善少数民族居民的生存状态，加强民族团结与实现民族融合。国内外对少数民族居民生存状态的研究文献比较分散，基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等视角不同，各研究领域及观点的差异较大。这里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简要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a．伯格森(1938)、p．萨缪尔森(1947)、k．阿罗(1951)等在现代经济分析中引入社会福利函数，用社会福利曲线来解释人们的生存状态。这个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后续的西方学者运用这些概念来描述印第安人的生存状态，并建议政府实施相应政策来提高印第安人的福利水平。比如，有学者提倡在美国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就业促进政策，实施印第安人雇佣补贴等(李敦详，)。但也有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提倡文化保护与少数民族利益保护，而非追求经济发展，建议政府在经济上直接帮扶当地少数民族居民(jonathanb．taylor，josep．p．kalt，)。欧洲发达国家长期实施高福利政策，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改善各种居民(包括本地居民及少数民族居民、外来居民)的福利待遇，但此举是造成严重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科斯(1960)、威廉姆逊(1963)、阿尔钦(1972)、德姆塞茨(1972)、张五常(1991)等系统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引入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组织与产权理论等来解释各种居民的经济交易关系，引入公共选择理论解释各种居民选举权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后续学者扩展和运用这些理论逻辑来分析少数民族的产权关系、法律关系、政治选择权等，许多论述涉及少数民族生存状态的分析与评价。

(二)国内研究现状。我国学者对少数民族居民的生存状态积极关注。施正一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问题，提出各种促进少数民族就业、开发少数民族人力资本、提高少数民族收入水平的策略。张培刚、谭崇台(1997)提出，通过推进城镇化来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别，加速发展少数民族经济。陈达云、郑长德()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了比较全面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特别指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实施空间集中化战略，实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程国栋(2005)、董文华(2010)等描述gnh(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认为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和谐生态为原则、以追求人们的幸福为目标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李忠斌()、郭京福()、李文庆(2009)、张斯琴()等认为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特色经济，通过特色畜牧业、养殖业、种植业、文化产业等的发展，借助“农村农户+城市企业+外部市场”的模式来深度开发优势资源，提升少数民族产业层次，提高少数民族的收入水平，改善生存状态。当前，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来实施，将实现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并有利于提升海南特色经济、海洋经济、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商业、旅游生态产业、新技术产业等产业层次，进而通过一系列带动与辐射效应加快海南少数民族经济的.大发展，能从经济层面促进少数民族就业、提高少数民族居民素质、改善少数民族居民的生存状态。基于此，需要不断地总结与推广各种成功的实践经验。

二、海南黎族居民生存状态的经济学分析逻辑。

海南黎族居民主要居住在海南岛的中南部，黎族中84．7%分布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琼中、保亭、白沙、乐东、昌江、陵水6个自治县和享受民族自治地方政策待遇的三亚、通什、东方3市，少数散居于万宁、儋州、琼海3市和屯昌县等。从经济学的角度，要比较完整地分析海南黎族居民的生存状态，需要完成如下三个方面研究:一是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测定与衡量黎族居民的生存状态;二是考察与研究黎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三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改善黎族居民生存状态的政策建议。从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看，主要运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调查研究、经验总结、科学抽象等方法来对黎族居民的生存状态进行综合研究与分析。各种研究方法的关系如图1所示;各种综合研究与分析的基本框架如图2所示。

三、运用统计指标测定与衡量海南黎族居民的生存状态。

拟定并统计如下指标(见表1)来综合测定与衡量黎族居民的生存状态，这些指标偏向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综合反映及其分析:(一)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比如，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率、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少数民族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人均消费水平、人均储蓄水平、贫困人口比重。(二)反映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比如，少数民族城镇人口比例、非农化水平。(三)反映信息化程度的指标。比如，万人电话普及率、万人电脑普及率。(四)反映科技水平的指标。比如，万人工程师人数、r＆d经费占gdp的比重、科技进步贡献率。(五)反映人口素质的指标。比如，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万人中大学生人数、成人识字率。(六)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比如，恩格尔系数、人均预期寿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社会保障覆盖率、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医疗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深林覆盖率。从表1各项统计指标来看，海南黎族地区平均水平总体上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并偏离发展目标值，差距明显。可见，黎族居民的生存状态需要提高、改善的空间比较大。

四、客观对待海南黎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需要客观审视黎族地区的发展差距。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考察，由于自然条件、人文环境及历史过程的综合作用，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口、社会、经济及技术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比较明显。就海南而言，黎族地区远离经济、政治和文化核心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没有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事实上，由于历史、社会和自然条件等原因，海南黎族地区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层次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经济体系的整体造血功能较弱，资本形成不足，城镇化水平低，收入水平低。与此相联系，伴随着落后的经济状况，黎族地区科技、教育等落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二)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位“向东倾斜”的优惠政策。虽然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一些旨在扶贫救困的特殊政策，但国家各种优惠政策总体上一直在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比如，给予特区、开放城市、开发区等不同层次的优惠待遇，扩大项目审批、外汇留成、信贷等权限，批准多家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商品交易所等，这对于沿海地区增加资本积累、吸引外资、产业发展、活跃市场等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与此相应，海南虽然属于沿海地区，但起步较晚，实际上是沿海的“边缘地带”，而黎族地区得到的优惠发展政策，除了“撒胡椒面”式的扶贫开发以外，其他优惠政策也较少或者较慢。(三)现实政策因素的负面影响需要消除。黎族地区长期以来为发达地区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而原材料、初级产品与黎族地区所需工业品的比价并不十分合理;科技政策和人才管理政策方面存在局限性，致使黎族地区人才和资金严重外流;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黎族地区体制创新缓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较慢，没有将自然资源优势转换为真正的产业优势，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配套产业发展不足，长期处于竞争劣势，但又没有及时实施合理的政策来扭转这些劣势，相反实际上是在放任这些劣势。

五、改善海南黎族居民生存状态的政策建议。

(二)改善黎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交通不便，城镇基础设施落后，这是制约黎族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只有改善黎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才能扭转不利局面海南中线高速、横贯东中西的高速网干道、西线高铁等的开工建设，配合地区城镇道路建设，将强有力地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从而为黎族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加速黎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全面发展与提升旅游产业。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的实施为黎族地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黎族地区的特色地貌及生态旅游、民族文化风情旅游等具有非常客观的发展与提升前景。需要重点构建特色鲜明的黎族区域旅游框架，培育与提升能突出自身优势的特色产品、特色品牌，从而形成具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黎族特色旅游经济。

(四)加快黎族地区的城镇化步伐。城镇化的经济特征是产业集聚、资本集中与资本扩张，城镇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机会，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公共服务的普及以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动社会治理的完善，推动信息化建设，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的差距，等等。正如李总理(2012)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

(五)积极发展黎族地区金融产业。黎族地区的民族特性促使本地商业银行、本地保险业务等更能让黎族居民相信和接受其相关的金融业务。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建设要根据黎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来选择相关的发展战略以与相关市场定位，业务的特性需要符合黎族地区的特殊性，要有适当的变通，积极融合在当地民族政府出台的发展政策中。(六)加强人才发展战略，培育高素质人才，提高黎族整体素质。以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为核心，以发展职业教育和加强实用技能培训为重点，建立健全结构合理的各种层次的教育体系，符合黎族地区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党和国家要多途径积极促进黎族人口现代化进程，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贡献分析论文

论文摘要：从教育创新的内涵出发，分析了教育创新的主要内容：智能教育、终身教育、通才教育、管理教育和创业教育，指出了教育创新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一种重要的手段，对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有着重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教育创新经济发展。

一切创新的目标或目的，都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本文拟从经济学视角对教育创新进行研究和分析，希望能为教育创新带来一些有益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指导。

一、教育创新的内涵。

“教育创新”，涉及到“教育”与“创新”这两个基本术语，可以说是一种复合概念。教育主要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和人的自身发展要求，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而创新主要指一种生产函数的转移，或者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重新组合并引入生产体系使其技术体系发生变革以获得企业家利润或潜在的超额利润的过程。显然，这里的“创新”是一种经济学概念，具有特定的经济学内涵。

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活动的本质是教育家审时度势地对教育结构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按照教育效益最大化的原则重新设计教育生产函数的创造性经济活动。而教育创新的外部取向为实现教育生存和发展的优势，其内部取向为获取相对的人才培养优势[1]，其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先进文化、发展先进生产力，同样蕴含经济学的意义。

二、教育创新的主要内容。

1、智能教育。当今社会需要大量的创新人才，而创新者的培养通常是通过教育来完成。通过智能教育，使竞争者最初的投资能有效吸收技术扩散的成果，沿着技术的进步曲线进一步将自己的生产、学习活动推向更高水平。对高校而言，通过各种形式的产学研使教育形式的成果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活动。对企业而言，具有较大优势的高新技术、高质量服务回报也需要通过智能教育，催生大批高新技术和优秀人才才能实现。

2、终身教育。终身教育认为教育应当贯穿每个人一生的全过程，前阶段用于受教育，后阶段用于工作。[2]新科技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新的产品和服务，进而引致价格下降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谁能最先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就会在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正是由于社会上迅速膨胀的对知识的需求，使得终身教育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劳动者对教育的需求不再是某一年龄段而成为生存的第一需要。

3、通才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科技进步的需要。高等教育的目标应定位在培养具有创新能力、有较强实用性的通才上来，以适应经济发展。在课程设置上融人文思考于专业课教育之中，以专业课程为主导，兼顾专业和人文社会科学[3]，帮助学生打开视野，培养学生宏大的视野、开阔的胸怀、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让学生在拥有专业基础、广博的知识面的同时，追求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提高。

4、管理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由分化走向综合，强调团队精神，联合攻关、联营协作就成为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管理教育是为了帮助管理者提高分析、判断能力，运用管理学知识在生产经营中进行理性的优化和决策，在先进技术的市场上建立最初的领先和主导的地位，牢牢控制随后而来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流，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教育中渗入管理科学的教育，使技术教育与管理教育互为补充，使学生不但具有一定的技术知识，而且兼备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计划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及经济核算能力。5、创业教育。创业教育指通过开发和提高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和创业能力的教育，使学生具备从事创业实践活动所必须的知识、能力及心理品质。创业教育是创新教育的一种发展。通过创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上的新商品并给企业带来利润，创新过程中的新产品开发、新工艺应用、新市场开拓和新管理模式的推行，都基于创新，着眼创业。在实施过程中，创新和创业都是在教育基础上进行的，通常都是采取渗透和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教育创新与经济发展。

教育创新参与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程研究与基础科学，实现三者的协同，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1]。

1、教育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在教育创新的过程中，随着创新环境变化，基础研究领域愈来愈离不开政府的投资。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不仅可以产生新的科技知识，提高了在不同科学和技术领域解决复杂问题的意会能力，而且开启了企业和大学合作的网络之门[4]。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的公共支持体系已经促进了对新知识的研究，同时也提供了一批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高级人力资源。战后美国创新系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大学在r&d计划中扮演了一个研究中心的角色。在研究经费的预算上，高校依赖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整个美国r&d费用中，大学所占的份额从1960的7、4%增加到了1995年的将近16%，而且在1970—1995年间美国进行的将近60%的基础研究在大学[5]。虽然对这些基础研究领域投资的预期利益回报水平要低于开展应用研究活动的预期利益回报水平，然而一旦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将极大地增强本国的核心竞争力。日本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就缘于自身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没有取得突破，当美国在一些核心领域没有对日本继续开放之后，危机就接踵而来。由此，政府应加大对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在推动创新中的互补作用，完善市场机制的建设。通过教育创新，加快学术科学的进程，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2、教育创新为经济发展培养新的增长点。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准是该国经济发展状况最明显的指示器，生产力的增长，失业率水平是最能直接影响大多数人生活水准的三个变量。生产力的增长是国家长期持续发达的关键，其增长在于更高层次的投资和调节不同类型的投资二者的结合上面。传统理论认为，投资主要包括资本投资和人才资源投资等。在新经济时代，知识和资本一样，是一个生产要素，它是“内生”于经济活动中的，起源于企业为获得最大利润所做的投资决策努力，强调经济增长的速率是由人力资源的储备总量来决定和驱动的。因此，如果向教育和科学研究与开发工作投入过少，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比它应该达到的水平低。这种速度的降低通过积累，意味着增长方面细缩的差别就有可能导致未来经济产出上的极大差距[7]。二战以来，不同类型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实施的不同发展战略产生的较大差异表明：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的gdp增长率快于重视物质资本投入的国家，且差距越来越大。可见，熟练的、技术上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是争取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增长状况的关键构成之一。

参考文献：

1、廖湘阳、教育创新的多元价值期待[j]、教育评论，，（6）、

2、周洪宇、终身教育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j]、新华文摘，（7）。

3、李开玲，郭桂英、面向终身教育的高等工程教育：矛盾与协调高等[j]、工程教育研究、（3）。

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贡献分析论文

语言产业作为一门新兴产业，其发展壮大必将带动经济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进步。所以，我国对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对语言经济学本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为国家语言战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大力推进汉语言国际化、少数民族语言国际化进程，加大对语言产业、语言经济发展支持力度将为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一、语言经济学概述。

语言经济学是随着文化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将语言产业与经济发展有机整合的新兴学科。语言经济学针对语言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与收益进行研究，将地域性语言艺术与经济发展深度结合从而实现经济效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文化产业的不断壮大，语言经济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我国实现“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保证，在我国大力推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对语言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对科技兴国战略、语言政策战略制定甚至国民经济发展具备现实而深远的意义[1]。

(二)语言经济学发展历程。

1965年，经济学者马尔沙克(ak)首次提出语言经济学的论述，它认为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交流工具与经济活动中的其他资源具有同样的价值，即语言能够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在经济活动中通过对价值规律的充分遵循形成由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转变。但是，马尔沙克在这一论述的过程中单纯对语言经济学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对语言经济学的具体实施并未做出深入讨论与分析。随着人力资本论和教育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世界经济学者对语言经济学的关注度愈发强烈，使语言经济学在20世纪七十年代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多语言国家开始将语言产业与经济联系进行深入研究，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开始向双语教学、语言战略规划、语言政策制定执行转移，开始注意到不同的.语言技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同结果，从而使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人类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文化产业大规模进入经济发展领域，语言产业得到大幅度发展，世界经济学领域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随之深入，视角逐步放开，主体逐步多样化，语言经济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以arielrubinstein等经济学者为代表，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带了崭新的面貌。纵观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背景，语言经济学主要取向是对语言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2]。

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加深，20世纪九十年代末，语言经济学正式进入中国，尽管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具有前瞻性经济学者对语言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有过一定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受到实际国情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深远。直至，国内经济学者许其潮正式提出语言经济学学科定位，初步将世界先进的语言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语言经济学至十年当中在我国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十年当中，以黄少安教授为先驱者，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为主要阵地，在我国建立了培养语言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博士生教育体系并为语言经济学培养出大批能够促进我国语言经济学发展的专业性人才，如语言经济学方向博士生宁继鸣，在其博士毕业论文《感与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与分析与建议》提出的相关研究结果，是我国在语言经济学领域一项具有实质性和时效性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我国语言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虽然历史较短，但是基础坚实，研究成果一直处于国际上领先地位，语言经济学在我国正逐步走向成熟[3]。

三、语言经济学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探寻语言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语言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取得一定的理论基础，所以语言经济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后的发展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语言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和语言产业发展的共同需求。

语言经济学具有跨学科的学科特征，能够为我国语言战略规划和实施提供经济学方向的理论支持，能够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科学政策方针的制定。同时，作为世界发展中大国，加大对我国语言产业的发展力度，可以为世界语言经济学学科发展及文化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

语言经济学正向着成熟学科的方向发展，但是一门学科的成熟不仅需要对其本身具有充分的解释，同时需要在实践中证明学科的时效性和对社会产生的意义。我国作为语言大国，在语言文字资源上具备优势，同时面临诸多问题。比如：濒临消失的语言如何进行保护，各地方方言如何利用，文字文化如何传承等。语言经济学在为国家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可以促使国家在制定相关语言战略过程中根据社会发展与价值规律制定科学的语言战略和政策。所以，语言经济学在应用上是具有广阔前景的。

四、结束语。

语言经济学能够促进经济学者与语言学者的合作，语言经济学能够丰富经济学者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范围和角度，拓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同时能够充实语言产业的发展动力，扩大语言学家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思路。所以，语言经济学无论是在文化传承上还是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贡献分析论文

经济学基础课程在高职院校的经济管理类专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基础课程占据一定的地位，其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技能的讲授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学生能否充分利用经济学的方式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更好的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结构的改变，高职院校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的变化发展，需要结合时代的发展以及人才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尤其是在教学模式上，要采取新的教学模式，从而才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内容的革新。另外，精品课程建设的发展需要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这就需要对于教师能力的发展和提高做出严格的规定，否则就无法实现精品课程的建设以及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为了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这就需要在满足课堂和课后实践的教学基础上，要学以致用，以此满足职业岗位管理的需要和基本素质。经济管理类的专业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在提高综合素质能力方面要适应职业的变化，从而渗透到各个领取，实现高职院校经济学的基本作用。精品课程建设是提升师资力量的重要途径，也是为了展现高职院校教学方面的重要内容，课程的研究对于教师积极的参加各项教学活动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也是为了促进高职院校师生学习和教学能力的体现。在创造性的学习中培养师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是经济学基础精品课程的作用所在，也是为了体现经济学基础课程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二、高职经济学基础精品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1.课程建设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我国高职院校课程建设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和挑战，但是部分高校对于公开出版的教材关于经济学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对于新的要求和新的市场发展环境，并不能够做出有效的改变和更新，这就使得高职学生在接受的教育中存在滞后的特点。因此，为了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水平，高职院校的精品课程建设组成员必须要进行课程的开发与设计，把教学资源建设作为重点，来推动其他方面的建设。另外，在培养学生正确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过程中，使之理解和把握科学理论；而且增强了感染力，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2.课程研究方面。教学和科研是高职院校的主要目标之一，经济学作为基础课程，它的应用和发展需要完善的强化制度形成的理论体系，才能够在日常的工作环境中提高工作的质量，从而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精品课程立项建设后对与本课程建设相关的部分进行整理分类，作为本课程教学资源，通过不同的栏目科学地呈现了出来。但是目前高职院校的很多专业教师对于科研的工作较为重视，从而忽视了教育过程的作用。这种不平衡的投入，对于学生的教学方向、努力的结果与实际生活不相符合，从而造成了课程建设方面的偏差，不利于教学的实现。3.学生的学习方式单一。经济学的学习不仅仅包括理论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实践的学习，突出学生自我提高和完善的地位，是新时期新阶段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目前部分高职院校在创造条件和背景条件下并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从而造成了学生在教学学习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尤其是学生独立处理问题的难度增加。而在考核方式上，主要采用的是单一化的的考试内容，这不利于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无法达到学生真正掌握和理解课程的目的。

三、增强高职经济学基础精品课程建设的措施。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青年教师的业务能力是目前高职院校重点培养的关键性人才，尤其是能够结合时代的发展尽可能的在短时间内达到学习的目的。这种通过培训一定的业务能力和科研工作，从而在提升学生的基本素质和实践能力方面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利用互联网以及多媒体的方式，及时的掌握国内外的有关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动态。积极的鼓励教师利用教学的基本内容和改革的方法对于教学的效果进行交流和汇报，从而提高师资队伍建设。2.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起来，从而注重学生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培养，有效的帮助学生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实现精讲多练，让学生能够深层次的处理好各种问题，掌握相应的解决办法。这种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能够实现学生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学习。所以要对课程内容做加法和减法：加法是增加实践性教学内容，相反，减法是减少理论教学。不应该是纯理论教学，要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实践性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然后进行课程内容的选择与排序，设计学习情境与具体的任务单元。这就需要高职院校提供多种有力的条件和设备，加强校企之间的联系，让学生在实习的过程中融化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培养，这种实践教学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3.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和实现教学目标的结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充分利用高职院校师资力量的基础上，实现激励的机制政策和措施倡导教师利用现代化的媒体手段和较高的理论知识成果完成教学的目的。互联网等多种新媒体的使用能够为课程的学习提供有利的条件，从而有效的弥补在课程教学中的不足，尤其是利用网络传输媒介的手段，增强学生对于经济学基础知识的理解能力，运用动态化的效果展现经济学的基本特色，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的积极性，以此达到让学生自主的选择课程的目的，实现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四、结语。

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资源等方方面面，只有扎扎实实、认认真真、持之以恒地努力工作，才能把事情做好。经济学基础课程建设是高职院校教育人才发展和培养模式的重要内容，是为了实现学生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课程资源和建设的发展要以学生多元化的特点和学校的实现条件来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丰富教学的手段和内容。而在新媒体等多种手段下，经济学的基础课程要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目的，从而能够达到完善课程的教学内容，更新教学理念，丰富课程的资源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学生积极性的提高和实践能力的形成培养，扩大了教育改革的目的，为建立校级经济学精品课程和省级精品课程奠定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作者:谢大伟单位: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汪朝洋.经济学基础精品课程建设实践分析[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04).

[2]张苏雁;李慧凤.浅谈如何建设高职经济学基础精品课程[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10).

[3]马东红.高职院校精品课程建设实证研究――以经济学课程为例[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12).

[4]刘川；焦中明.高校精品课程使用效益的分析研究[d].赣南师范学院，2012.

[5]杨文.高职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反思与构建――基于经济学国际运动视角[j].广西教育，(27).

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贡献分析论文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伦理学的可能性建立在道德价值、道德事实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而“道德价值、道德事实的客观存在”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道德实在论”。与此相对，还有一种反实在论，与实在论针锋相对，它认为在道德领域中根本就不存在道德事实，不存在供我们去认识的道德真理。威廉姆斯是一个折中者，他在科学领域坚持实在论的立场，而在伦理学领域则持有反实在论的观点。与很多哲学家一样，威廉姆斯放弃了旧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认为这种二分法不能成立，理应抛弃，但他极力捍卫科学与伦理学的二分法，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论证。

一、在《笛卡儿：纯粹研究计划》、《伦理学与哲学的局限》、《过去的感觉》等著作中，威廉姆斯借助于“绝对实在”(absolutereality)概念，分析比较了科学研究与伦理学研究的不同。在威廉姆斯看来，科学旨在对世界获得一个“绝对实在”概念，也即对物理世界本身获得一种不依赖于人类所特有的观点或旨趣的认知和理解，以求在最大程度上揭示出事物本身是什么样子，而这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绝对实在”概念是对那个作为“任何被看作是知识的描述之对象”“无论如何都在那里存在的那个实在所做的范围最广泛的描述(representation)”，它能够把关于世界的一切描述统一起来。

这个概念被认为是客观知识的组成部分。客观知识是关于独立的外部世界的知识，是对世界本身的状况(而不是世界向我们显现的状况)所做的精确描述。如果客观知识是可能的，那么“绝对实在”概念也必定是可能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个“绝对实在”概念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知识是它对之做出断言的东西，那么它就是关于一种实在的知识，而这种实在是独立于那种知识而存在的。

知识是关于无论如何都在那里存在的东西的知识”。为了说明物理世界中“绝对实在”概念存在的可能性，威廉姆斯请我们考虑，在存在观察者之前我们会怎么描述世界。或者换种说法，他请我们想象，如果不存在任何观察者，该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威廉姆斯告诉我们，想要描述没有观察者的世界，是不合适的，也是无法办到的，因为该世界独立于我们的经验。据威廉姆斯分析，科学中的“绝对实在”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这个概念不关系到我们信念的对象，而是设想一个已经不依赖于我们的经验而存在的世俗方式，关系到我们的信念所表达的对象的方式。

威廉姆斯接受笛卡儿所做的关于“第一性的质”(如广延)和“第二性的质”(如颜色)之间的严格区分。在科学中，第一性的质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第二性的质是人所察知的;第二性的质依赖于第一性的质，依赖一个客观的物理世界。通常，科学不讨论第二性的质，只研究第一性的质，即不讨论颜色，只谈论反射光的波长。尽管我们可以认为颜色与光的反射波长有关联，但却不能说颜色有对应的外在对象。原则上，“绝对实在”概念只能使用关于第一性的质的词项来给出。而且，惟有对第一性的质的描述才描绘了独立于我们的经验的世界，这种描述不同于该世界与这个或那个观察者群体或观察者物种如何关联的描绘。威廉姆斯指出，观察者存在着的世界，是由不存在观察者的自在世界演化而来的，而支配我们的世界的定律正好是支配没有观察者的世界的定律，所以，使用我们在描述不存在观察者的世界时所需要的第一性的质来描述我们的世界，这必定是可能的。第二，在科学中，对“绝对实在”的不同观点会在事物存在和运行的方式上发生“收敛”，因而科学研究可以依靠世界的“绝对实在”概念来形成对事实的判断，独立于所有观察者的自在世界能够只用这种概念加以描述。科学进步正是按照科学研究在某个特定题材上的各个观点向“绝对实在”的“收敛”来实现的，而这种收敛是由世界的本来面目来引导的。在科学中，收敛的理想形式是让我们的不同信念彼此达成一致，因为我们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上是趋同的。

威廉姆斯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受到了牛顿的影响。牛顿物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整个世界的神目观”：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在不断运转的机器，宇宙本身用一种清晰的方式将自己的面目显示给它的观察者，而一切都可以由牛顿式的科学理论得到说明。这一思想就是威廉姆斯“绝对实在”“收敛”观点的源头。与牛顿一样，威廉姆斯所设想的收敛是由世界本身所决定的。尽管他认为目前我们还无法收敛于此得到最终的科学理论(过去有人认为牛顿物理学就是这个科学理论)，但威廉姆斯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去接近它，就一定能在某个特定的时段达到它。第三，在科学研究中，虽然对事物的说明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透视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工作在“绝对实在”概念层次上。威廉姆斯主张，否认某种东西是“绝对实在”概念的一部分并不必然要否认它是真的，或者它可以成为知识。草是绿的，并且我们知道草是绿的，不过，尽管这种知识是真正的知识，它却不是关于事物如何“独立于透视法”的知识，相反，它是关于事物在我们局部的透视中是什么样子的知识。

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为什么物理世界竟然会以它确实向我们呈现出来的那种方式向我们人类呈现出来。因而，威廉姆斯认为，我们能够抓住两种方式之间的区别：一种是世界真实存在的方式，另一种是世界通过“绝对实在”概念这类关于第一性的质的`概念的形式显示给我们的方式。这个想法涉及概念间的对照，这些概念或多或少取决于我们观察世界的特殊视角。

二、在给出科学研究的一般特征之后，威廉姆斯比较了科学研究与伦理学研究的不同，认为二者在研究性质、研究对象的本质及研究目的上，确实存在一些显著区别。第一，科学对世界的认识包含着这样一个观点：人类在世界中没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即科学研究允许研究者置身世外。而伦理学则相反，不允许有十足旁观者的视野，它必须采纳这一观点：人类在世界中具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由于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差异，由于科学对世界的理解，不仅完全与承认我们不占有其中任何特殊立场这一看法相融贯，而且现在还与这种承认结合在一起。然而，伦理思想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建构一个将成为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我们将在其中拥有社会的、文化的和个人生活的世界”。

这一不同也决定了二者研究性质的不同。科学研究是收敛性的，伦理学研究则是透视性的。也就是说，一个伦理学观点本质上是通过一个给定的角度来表征的。因而，主张不同的伦理学观点将会收敛或者能够收敛到伦理学问题实际上没有充分合理的意义，“科学确实有某些机会成为它多少能够呈现出来的样子，并且对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达到一个系统的理论说明，而伦理学思想则没有机会成为它表现出来的每个样子”。

伦理学研究本身就是“透视性”的，我们总是从必定是从某个特定的观点来看待所有的伦理现象，而且，这个观点本身就已经具有了某种伦理含义，它本身就是我们伦理生活的一部分。威廉姆斯认为，在伦理生活领域中，没有那种直接指向伦理真理的收敛。一个伦理信念本身可能就有权被说成是反思层面上的一个知识对象。但这并不会直接产生其他的伦理真理，理由在于：一种生活满意程度，并不像前提与结论处于某种关系中那样，与那个生活所涉及到的信念处于那样一种关系中。

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贡献分析论文

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具体考量行政行为的价值取向以及具体制度的建设，分析目前我国行政法适用中的问题，例举具体的行政许可、行政监察的行政法经济学分析，为我国具体行政行为的制度建设提出思路，其最终的目的是完善政府管理提高行政行为的可行性以及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一、行政法适用中的经济学原理。

(一)行政法适用的经济学价值取向。

随着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越来越多，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与人民大众的联系日益紧凑，政府做出行政行为时必须考虑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力求以对行政相对人利益最少的损害达到实现政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即行政法在适用是考虑经济学上的价值取向。在当前社会里大多数的主流观点首要考虑的行政学适用的效益，即在适用时必须达到一种高效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状况。

就犹如市场经济中生产力求以最少的投入产出最大的收获。效益与效率是不同的概率，根据中国古汉语的解释“效率”的意思是：效率是“劳动成果与劳动力的比率”。所以说效益显然是成本与收益之比;但是效率则是劳动成果与劳动力的比率。因此，两者关系可归纳为，有效益一定有效率，有效率则不一定就有效益。在我国效率往往被解释为单纯的时间的节约，高速度等。这样一来效率更加难包含效益的内容了。

如果要追求效益必须得提高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必须是成果要符合社会的需要。只有在此情况下，有效率才意味着有效益。如果成本投入方向错误，劳动成果不符合社会需要，如生产出来的是一种不畅销的产品，反而会效益地下。因为此时的效率还没有转化成效益。由此可见，效益是最优的使用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否则就是浪费社会资源、社会财富。“效用”是经济学家最常用的概念之一，但也是经济学家最难下手的地方;因为“效用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欲望满足的程度，称为效用”，它是幸福或满足程度的衡量尺度。

(二)行政法适用的经济制度与成本。

民商法能够通过清楚的产权制度来为市场主体提供创新激励;通过格式化合同从而有助于节减市场主体重复约定交易方式的交易费用;通过规定交易过程中的意思自治有助于交易的灵活性、自主性;通过规定违背诚信原则、公平原则的交易契约无效，这能够有助于预防与纠正市场机会主义;通过规定制造销售伪劣商品的市场主体承担(双倍)赔偿责任，从而有助于降低市场机会主义概率。

但是民商法不能适用在行政法中，更不能代替具体的行政行为所体现的交易制度。这种“交易制度”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以控制行政行为的成本为目标要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实证主义学派所说的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收益。所以这种适用的经济制度要与成本，以及最小的成本消耗为建设目标。

此时研究的就是防止政府的行政行为的失灵，用一种固定实在的经济学制度控制政府行政行为，不只是在行政立法阶段，更是在后续的执法阶段要牢牢把握。这种制度以消耗的物质资源的成本来限制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迫使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通过经济学方法分析，力求达到作为行为引导的准则，法律怎样才能引导人们从事最有效的活动。

二、我国行政法适用的经济学研究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在研究行政法经济学的主要方向是在行政法的立法经济学，这主要针对目前我国行政立法重行政效率却轻社会效益的现状。从我国法律体制上来看，行政法的立法主要有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制定，其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立法活动是行政法规的制定，因为规章规定都是根据行政法规制定的。从大环境看我国行政立法产生于从“行政国”向“法治国”转变的过程中，工具性价值明显。

英美等西方国家是从纯粹的“议会政府”向“行政国”过渡时，产生的行政立法。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并处于政府的非常时期，因此决定我国行政立法的强烈工具性价值取向，即行政立法的目的不是控权，也非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是为保障困境中的政府利益。以及到后来的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驾护航。

国家机器通过立法程序，使政府这样的意志上升为全民意志，表现为制定法律规范。在我国行政法的核心理论为“管理论”从“管理论”着三个字的表面意思我们可以得出：在此理论下的政府是以一个上位者姿态出现的，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作为整个社会的管理者，当然的享有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力。他们也引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所以此时的行政法不是为达到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平衡出现的。

总的来说我国行政法注重对行政职权的行使，强调的是行政权威，普遍的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法。”这种“管理理论”其基本功能或价值取向表现为，强调国家和政府权威注重行政效率。这种理论指导下的行政法注重有关行政组织、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原则和规划，却疏忽对公民权益的保障和救济。目前我国行政法的适用的最大问题，即我国行政立法缺乏成本和效益分析。

正是基于上述我国传统的”管理论”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特殊性，使得我国行政立法和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倾向明显：行政立法的宗旨是依据法定程序是我国政府意志上升为全民意志，也就是法律规范形式。也使得行政法利益天枰倾向政府机关，这些一切就无非是为提高行政效率服务，为更好的实施行政管理服务。

所以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用传统的行政立法思想考量，大大忽视立法本来应该追求的本质即社会效益。从本质上此种立法思维模式偏离了现代宪政精神。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还与80年代前，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在整个社会物质流通和社会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因此在此种体制下极其缺乏市场经济分析，也就缺少法律经济学的成本和效益分析。目前我国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行政立法实践活动中，缺少成本和效益分析，使得立法不合理浪费公共资源。

三、行政法适用的经济分析举例(一)行政许可的适用成本效益分析。

行政许可是一种针对行政相对人的事先审查的行政行为，当行政相对人具备了从事某种职业资格主动向行政机关申请由政府机关颁发的一种资格证书。行政许可作为一种事先审查的制度用行政经济学分析极具意义。

行政许可具有预防功能，它可以在源头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把那些公共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造成社会财富浪费的企业团体排除掉，而把资格给那些具有高效益企业、个人主体。行政许可是一个具体的标准是一个具体的某一行业标准。考虑到不同的行为主体的经济能力，社会控制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同，为防止个别的检验是否具有这样的资格所带来的巨大花费，必选要有一个统一明晰的标准。

行政许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一般许可是以减少事后预防成本为目的，例如营业执照、卫生许可、机动车驾驶资格证、公司股票上市许可等，此类的行政许可大多可以保护以后的市场交易安全;二是特别许可它一般需要特殊技能它关系到国家重大经济环境建设关系到社会生产国民经济的发展。此类许可有特许经营许可、矿产开采许可、特种资源出口许可、特定产品的进出口许可、排污许可等大多起到配置和维护社会公共资源作用。一般许可旨在保护交易安全、防止过度的政府干预、鼓励自由交易。许可主体以交易安全的所需要的最低预防成本为许可标准，对申请人进行审查评估，只有那些达到最低预防成本的申请人才可以获得行政许可。

特别许可，由行政许可主体依据社会公共资源的存量与消耗速度，确定社会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能容纳的最大额度，以此去衡量申请人的预防水平，决定是否给予行政许可并在源头控制许可总量。这两种许可都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分配，以事先的审查减少事后的行政管理成本。总之行政许可具有节约社会成本的功能，构成了一种社会评价机制。

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只有那些取得政府颁发的资格证书的机构、单位、个人，才是值得信赖的。许可对大众来说是一种资质和信誉，对于交易相对人来说许可传达的是安全可靠的信息。许可减少了公众发现可靠信息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精力等。许可加速了市场资源的流转，也增强了行为主体对资源运行状况的控制能力，从而有助于实现最大化的社会利益。

(二)行政监察的适用成本效益分析。

行政监察是指在行政系统中设置的专司监察职能的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行政活动及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经济法学分析认为在制定行政监察法时必须要考虑到其社会预防成本和可以获得的社会效益。

一部好的法律的制定、实施、执行，甚至于到后来法律滞后于社会发展时对它的修改、废止都以成本和社会效益为标准。(5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6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决定》修正)是目前我国最新的行政监察法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适用法律时虽然依靠人民群众的举报但是必须要有合理的事实、证据，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要依法定程序进行。试想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统一标准制度存在，行政监察会怎么样?结果无非两种会有名无实、会权力泛滥，无论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种都会导致最终的结果：行政机关的混乱甚至整个国家的政府部门运转不开，社会无法正常发展。无论是证据、时间、程序，都是在追求成本的最小和效益的最大，为取得最高行政效能。一套完整的监察体制是行政机关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

四、从经济学角度完善行政适用制度。

一个完整的制度建立需要众多法学学者的汗水智慧，需要广大参加实践工作人员的艰辛努力，法律经济学不仅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研究来说更是一种挑战。

要做到行政行为的最大化效益，在做完立法工作步骤后最为重要的当然是行政法的适用问题。适用制度的完善应从以下方面思量：首先，遵守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原则要求做到行政执法的主体合法，行政执法的程序要合法，行政法的适用内容合法合理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必须遵守的原则。其次，遵守行政合理性原则。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要求是行政权力适度、客观、合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要完善行政法适用制度必须遵守合理性原则，在实现行政目的时，要选择对行政相对人最小损害，而能获得最大社会效益的手段和方法，并且要求获得的社会效益大于相对人的损失。再次，遵守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将民法中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引用到行政法领域。它要求在适用行政法时做到行政立法不得溯及既往，在司法适用中不得随意撤销或者改变、废止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因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得已撤销或改变、废止生效行政法规，应该给予相对人适当的补偿。行政相对人利益受损可以得到有效的赔偿，是政府树立良好信誉的基础，也是行政法适用实现最大化效益的根本保障。

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贡献分析论文

进入20世纪之后,经济学与伦理学学科内部分化越来越细,各自都出现了许多分支学科。在此背景下,几乎同时于20世纪末期,经济学家杨小凯与伦理学家王海明分别担当起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学科整合任务,前者建立起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各个经济学分支进行整合,后者通过《新伦理学》的新功利主义理论框架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各个伦理学分支进行整合。他们对各自领域的整合,都体现了中国学者擅长综合创新的能力,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本文具体选择杨小凯的《经济学》和王海明的《新伦理学》进行比较。杨小凯的《经济学》和王海明的《新伦理学》这两本书最大的.成就是分别建立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全新理论框架,改变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原来各分支学科相互分离的状况,分别为经济学和伦理学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对话平台。

二、文献分析。

杨小凯的《经济学》将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贸易理论,产业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相互分离的经济学分支整合进一个统一的以专业化分工演化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之中。《经济学》从论述主流经济学四层次分析框架出发,在比较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个人的专业化选择和社会的分工组织结构选择的统一框架来解释各种经济现象,而20世纪所形成的各经济学分支都能在其统一框架中重新找到更为诱人的解释。从《经济学》出发,可以对任何经济理论模型的优劣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价。王海明的《新伦理学》整合了传统上相互分离的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并将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整合进道德哲学,建立起一个逻辑上自洽的统一的伦理学体系,使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地体现在统一框架之中,原来这三门各自为政的分支学科被置于合理的位置。《新伦理学》从价值推导公理出发,论述了道德终极标准,正义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能够为一个人从事社会问题的思考提供基础的理论框架,并能从它出发对其它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思想进行清晰的认识和评价。《经济学》和《新伦理学》在理论体系构建上,都是从一定的前提假设出发建立起一定的公理化体系,然后在这个体系上进行推演并得出整个理论体系。两书作者都特别强调概念的清楚定义和逻辑推理的运用,既适合于对经济学和伦理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训练,也适合于对读者进行明辩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训练,这在今天的中国特别具有实用价值。《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能够提供一个对于一切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和评价的基准坐标,从而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和评价,并能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

三、结语。

《经济学》和《新伦理学》就像经济学与伦理学体系的全景导游图,特别适合于初学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人阅读,并将其作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参考书随时进行查阅,以便了解目前自己所在位置。虽然初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学生可能阅读《经济学》和《新伦理学》有一定困难,但如果能够认真钻研,花二三年时间掌握其思想框架,那么必将为后续的经济学和伦理学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相当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看得更远。

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贡献分析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不仅速度在加快,而且其流向也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大量的劳动力流动在各省区市之间、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城乡与工矿区之间,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也在逐步增加。是什么原因引起劳动力的流动呢?本文从劳动力的流向、劳动力流动的群体性、劳动力流动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西藏、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3)大力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人力资源素质与其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素质越高,它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反之亦同。道理很简单,我们不可能设想在一个文盲占比重很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只有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才能使农村劳动力较快向城市转移,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从而加快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现在中国各级政府、企业及不少家庭已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投资数量连年较快增长。要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投资积极性,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来源,使人力资本投资总量能更快增长。同时要不断扩大教育的规模,积极发展各种教育形式,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以利于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使全民族的素质不断提高。

(4)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中国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素质人才流向发达地区的趋势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应采取以下人力资源战略:第一、鼓励和支持普通劳动者向发达地区流动与迁移。因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较差,人口承载能力有限,如果能够通过劳动力流动减少一部分人口,一方面可缓解这些地区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又能够增加这些劳动者的收入。第二、强化中西部城市的人才极化效应,吸引和稳定高素质人才。所谓人才极化效应,是指人才聚集需要一定条件,不管任何地方,只要具备上述条件,就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吸引和聚集人才。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整体上不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在吸引人才方面无能为力。经验表明,只要集中在一些地方形成有利于发挥人才作用的条件,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同样可以吸引和稳定人才。中西部地区应集中力量在一些城市创造能够吸引和聚集人才的条件,逐步形成若干吸引力较强的人才聚集中心,筑巢引风。

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贡献分析论文

最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全球变暖证据的最新评估表明,科学家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确定人类活动――主要是燃烧化石燃料――正在引起气温和海平面升高。近几年来,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包括纽约和新泽西的飓风桑迪、中国的洪水和美国中西部以及俄罗斯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旱灾――造成了严重伤害。上月,墨西哥经历了太平洋和墨西哥湾飓风的同时袭击,飓风过境之处,村镇和城市俱毁。气候变化是此类事件的重要因素,而且我们面临的局面越来越糟。

这些问题把一个新的争论带到了舞台中央:如何协调各种行动以降低伴随强劲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一争论已经迷失在争议之中。大部分国家已开始了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动真格的投资,许多国家更是开始实施碳定价和监管,而与此同时,批评家指责这些政策会阻碍增长。全球经济仍在从金融动荡中复苏,更高的能源价格让商业和政治领袖颇为担心。

页岩气的出现让能源争论更加扑朔迷离了。用气代替煤不失为通往低碳未来的捷径。但令人震惊的是,用量增加最剧烈的恰恰是最肮脏的燃料――煤。公司和投资者通过采取某些资源效率措施及投资低碳资产来规避风险,但他们的高碳投资组合和行为并未出现多大改变。一些国家在政策上的摇摆也不利于大局。

对此,支持采取更强烈行动的人认为,低碳投资可以带来强劲得多、洁净得多的增长。他们指出,能源效率能带来节约,而清洁能源技术能带来市场机会。他们试图证明,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给世界各大城市、人民健康和能源安全带来诸多好处,也能让穷人获得更多的能源。他们建议发行绿色债券,敦促上市投资银行利用世界利率较低、许多国家需求受抑制的时机为新基础设施和就业提供资金支持。

这些都是很严肃的经济学争论,但它们往往演化为关于经济危机的合理应对措施,和政府干预市场价值的意识形态纠纷。这实在令人遗憾。气候变化并非派系之争,气候政策从根本上说也是基于市场的。这是关于纠正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和企业家精神能够在保证创新和有效资源配置中扮演适当角色的问题。

为了跳出这一僵局,我们协助成立了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委员会的新气候经济项目集合了六大洲的七大领先政策研究机构,由前政府首脑、财政部长和著名商业领袖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监督,由全球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担任顾问。其目的是提供权威的新证据,以说明政府和企业如何在实现更强经济增长的同时纠正气候风险。

很少有政府或投资者以气候变化为出发点。他们想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稳定公共财政、扩大市场、带来利润、保证可靠的能源和食品供给、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减少贫困及建设城市。因此,我们需要问的主要问题不是能否减少排放,而是公共政策如何帮助在实现这些核心目标的同时,减少排放并建设气候恢复力强的经济。

在这方面,全世界范围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七年前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斯特恩报告》发布时,这个主题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如今,处于各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在追求新的考虑气候问题的经济增长模式。

比如,德国正在规划全世界最有雄心的低碳经济转型,该计划以节能和可再生为基础。韩国将“绿色增长”制定为核心经济目标。墨西哥20xx年《气候变化普通法》将大大提高清洁电力的用量。中国将绿色技术产业开发作为其日程的最优先项目。

一些大企业提供了有力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联合利华承诺使用可持续的农业和林业采购源。可口可乐正在彻底停用污染气候的氢氟碳化合物。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其整个供应链中推动减排。同时,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也不再向高排放煤电贷款。

但真正的问题依然存在――经济可以以多快的速度迈向低碳之路,以及通过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地实现。一些低碳政策显然代价十分高昂,而另一些显然成本很低的选项则无人问津。任何结构性变化都包括成本、交易和不确定性,合理地理解这些因素十分重要。科学已经清楚地证明了气候问题的紧迫性,现在该轮到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来解释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了。

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贡献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领域，从而修改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范式。文章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旅游者进行旅游决策的一些非理性因素，据此认为由于可得性造成的偏差、由于锚定现象造成的偏差、以及由于“小数定律”造成的偏差，都会让旅游者在旅游决策过程中出现不完全理性的行为。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旅游决策。

旅游决策是指一个旅游者或一群旅游者（如家庭等）通过仔细评估一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服务的各种属性，理性地选择最能清楚解决可察觉需求的其中一种，同时使花费的成本最小。传统微观经济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旅游者在整个旅游活动中，确定各类旅游选择与进行各类旅游决策的理性因素。然而，旅游者的这些决策行为既具有理性成分，也具有非理性成分，因此，非理性因素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是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本文就是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下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消费与决策的一些非理性因素，以期对旅游者的决策行为特点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

一、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行为决策。

对于行为经济学来说，大脑的四个方面很重要：第一，有限理性，即大脑及其各模块的有限信息处理能力；大脑富于感情和感觉，是一个可估价的程序；有几个行为规律将影响制度的绩效；大脑是一个开放系统，人类在不断地学习。大脑的两个特点决定了人们行为与决策的范围。一个特点是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人类行为富于目的性，但这种目的性具有一定的限度。通常人们的行为过程具有理性，并利用了各种推理能力，但需要了解的是，从考虑俱全的角度来说，它们实质上是不可能理性的。另一个特点是大脑的各个模块，即大脑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某种独立地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说，大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且内部不一定是一致的。

在心理学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通过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分析，对人类的实际行为（特别是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为）决策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于1979年在大量社会学、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充分展示人类决策行为复杂性的预期理论（prospecttheory），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新的决策理论框架，该理论对传统的风险决策理论做出了修正，证明了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都系统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偏离了期望效用理论。他们另一项杰出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与传统经济理论所假定的那种理性发生系统偏差的机理，形象地说就是人们在做判断的过程中，会走一些思维捷径，这些捷径有时帮助人们快速地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有时会导致判断的偏差。

二、从行为经济学分析旅游者非理性决策。

大部分旅游者在出行前对选择目的地、选择旅行社过程中并不具备足够的认知能力，他们难以正确衡量目的地能带给他们的满足期望值，难以准确把握某一旅行社对自身旅游期望的理解，难以确切得知某一包团是否真的如其所愿提供可靠的旅游服务，而只能依靠广告、口传等媒介，通过非专业的判断来进行主观分析，这就很容易产生心理学中所涉及的一些认知的偏差。这种认知的偏差使得旅游者在出行之前无法对旅游目的地、旅行社以及包团做出完全正确的选择决策，而只能是在现有认知水平基础上做出尽可能理性的决策，这种认知的偏差使旅游者的效用很难达到最大化。

（一）可得性造成的偏差。

可得性启发原则表明人们在判断中容易受到记忆效应的影响。人们对概率分布的判断取决于得到信息（尤其是一些范例性信息）的难易程度。人们在判断过程中，通常给予一些容易得到的、容易记忆的信息以很高的权重却不管这个信息是否正确，由于人们比较容易获得它，大多数人会逐渐接受它。

在旅游者选取旅游目的地与旅游产品的时候，由于可得性造成偏差也是经常出现的。对旅游者来说，如果周围的大多数人对某旅游目的地或旅行社进行正面评价，周围的人普遍选择该目的地与该旅行社，他们可能就会萌发同样的选择念头；反之，同样出于从众心理，社会大众即使认可了某旅游目的地或旅行社的产品与服务，也可能因为消费的人较少，因而拒绝消费选择。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与旅游产品的选择过程中表现出的“从众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从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旅游者自身在信息和判断力方面的不足，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从众行为未必符合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他们有可能因此丧失了独立判断自身需要的能力，从而不能挖掘出自身潜在的旅游需求特点，也就不容易做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

造成可得性偏差的另一个信息来源就是广告，由于旅行社或旅游景区（点）对自己的旅游线路与旅游产品进行广告宣传，这些宣传又经常见诸于报刊、电台等大众媒体，这就使这些信息拥有了很高的可得性，无形中让游客在做旅游决策时产生选择偏好。由于旅游决策者难以判别这些信息的可靠性，一旦这种偏好压倒了信息本身的真实性时，游客的旅游决策就具备了非理性的特征。

虽然在有的情况下，有些认识不足是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这可以用“信息不对称”原理来分析这些问题。但不管用“可得性偏差”还是用“信息不对称”的原理来分析这一问题，结论都是类似的，那就是，旅游者并没有能力充分地认识所选旅游目的地、旅行社以及包团的真实情况，因此，处于认识上和信息上的劣势。

（二）锚定现象造成的偏差。

1973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指出，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常常过分看重那些显著的、难忘的证据，甚至从中产生歪曲的认识。例如，医生在估计病人因极度失望而导致自杀可能性时，常常容易想起病人自杀的偶然性事件。这时，如果进行代表性的经济判断，则可能夸大极度失望病人将自杀的概率，这就是人们在判断中存在的锚定效应。

旅游者在选取旅游目的地的时候经常会考虑到安全性问题。如果某旅游者选定了一个旅游目的地，但在出行前听说自己的一个朋友或同事在目的地曾经遭遇抢劫，那么他就会认为目的地的治安有问题，而不管这一事件的个别性和这一目的地的其它指标，进而很有可能放弃了选择该地作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尽管该目的地的实际治安状况良好，而且该目的地确实能为旅游者提供超值的旅游体验满意度。虽然旅游者选择放弃该目的地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但至少可以看出，旅游者在旅游决策时确实存在锚定现象。

旅游者的锚定效应表明，旅游者在进行判断时常常根据一些典型特征或过去的经验对这些事件的发生产生某个锚定值，虽然会根据情况做一些调整，但是调整的范围仍然在该锚定值的临近领域，这就导致在判断中过分夸大或缩小事件的发生概率，出现旅游决策的非理性倾向。

（三）“小数定律”造成的偏差。

通俗地说，小数定律是指人们认为一个小样本将具有与大样本近似相同的概率分布，即人们认为一个小样本的均值也是以平均值为中心分布的，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事件的过度估计。其实现实生活中许多时候旅游者在做旅游决策时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小数定律。

一般来说，旅游者都倾向于对游客造访量大的的旅游点进行旅游活动，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这样做有利于降低风险。所以当一个旅游者观察某旅游景区的业绩表现时，如果发现该景区或该目的地连续两年的旅游业绩表现超过平均水平，旅游者就会推断该景区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从而做出旅游决策，但事实上的情形也许并非如旅游者所想象的那样，因为景区或旅游目的地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制造声势吸引旅游者，并以此增加游客量，而实际上景区的旅游产品与旅游服务质量本身却很低劣，景区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游客的旅游期望。因此由于“小数定律”造成偏差也是旅游者作出非理性旅游决策的重要原因。

结论。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由于可得性造成的偏差、由于锚定现象造成的偏差、由于“小数定律”造成的偏差，都会让旅游者在旅游决策过程中出现不完全理性的行为。

参考文献：

2阿兰斯密德[美].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贡献分析论文

马克思主义教育经济学认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因此，教育是提高人的劳动能力，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根据经济学理论，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既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也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一方面，教育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是指受教育者可以从中直接受益，而没有受教育的人也可以间接受益，因为受教育者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去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全社会受益；另一方面，教育也具有明显的私人产品属性，受教育者掌握了比他人更高的劳动技能——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和“特权”，它能使受教育者得到更多的经济收入和名誉地位。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不再仅仅被看作一种消费行为，它更是一种投资行为。对于教育投资的消费属性，人力资本的代表人物舒尔茨认为：“因为教育总是创造一种消费资本的形成，这种资本具有改善学生日后生活中的消费爱好和消费质量特征。”对于教育的投资属性，是指教育可以形成一种能够提高和改善投资者未来的收益状况的资本，即人力资本。

对教育的投资，从宏观上看，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社会进步；从微观上看，能够提升受教育者个人的经济价值，创造更好的收益机会、更多的升迁机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其他的种种好处，如健康的身体、较高的生活质量等。人力资本理论给人的启示在于：教育虽然具有公共性，但也有私人性的一面，个人接受教育可以使人获得心理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并且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和物质利益的满足。因此，个人出资接受高等教育是值得的。中国是刚刚迈进“大众化”教育的国家，毛入学率较低，大学教育仍然受招生指标的限制。大学教育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其消费更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个人受益是直接的，一般来说个人受益率都高于其社会受益率，因而大学教育更具有“私人产品”属性。受教育者消耗了公共资源，应该支付必要的教育费用，这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受益者付费的原则。因此，独立学院学生按教育成本交费上学也是必然的和顺理成章的。

二、从我国的国情谈独立学院按教育成本收费的可行性。

首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为独立学院提供了足够的生源条件。我国高等教育在近几年取得了很大发展。据统计，我国高校1980年在校学生100多万人，毛入学率不到2%；1990年达到近400万人，2000年达到800万人，毛入学率约为11%，在校学生规模达到20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19%，刚刚迈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由于我国人口多，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绝对值大，每年还有数千万计的高中毕业生不能进入大学，毛入学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据测算，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18-21岁）的高峰期为—，年平均数为8955万人，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还任重道远，高校继续扩招仍是不可避免。但由于国家在高等教育的财力投入短期内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高等教育进行收费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就势在必行。独立学院在一定时期内将承担起高校的扩招任务。其次，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个人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据统计，目前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11万亿元。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在逐年下降，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37.7%，农村居民也由67.7%下降到46.2%。教育消费的年增长速度达20%左右，说明大部分家庭已经有能力支付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费用，这为独立学院筹集民间办学资金准备了实现的市场条件。第三，随着我国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分配关系的不断理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脑体倒挂”现象基本消除，“读书无用论”等观念已荡然无存，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局面已经形成，人民群众主动接受教育，学习知识，提高能力的热情高涨，接受高等教育的实际需求也日益增长，相当多的家长愿意把培养后代的教育消费作为重要投入，社会家庭积蓄支出的第一热点是供子女上学，90%以上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上大学等等。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为独立学院实施按教育成本收费提供了可行性依据。

三、独立学院实施按教育成本收费应遵循的原则。

独立学院筹集民间办学资金，按教育成本收取办学经费，是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的重大改革，是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的多样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的一种新的尝试，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多途径教育投资渠道，加快高等教育发展，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在实施过程中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正确认识独立学院新的办学模式、办学机制和收费政策。国家允许举办按教育成本收费、实行新的办学模式与运行机制的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是解决“穷国办教育”的有效途径，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大势所趋。独立学院实施按教育成本收取学费,其目的是为了补偿教育成本，缓解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不足，而不是学校为了盈利“乱收费”，更不是考生随意拿钱“买分”。独立学院的收费政策是经过政府部门批准的，收费行为应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不是学校自行确定的。通过正面宣传和引导，消除考生和家长心中的顾虑和心理上的不平衡。

2.规范、合理制定收费标准。首先，独立学院的收费应该规范化。应该在国家允许的政策范围内，经过合理的论证并经过物价部门核定后确定收费的标准，真正体现“略高”于同层次的公立高校的收费标准。独立学院不能自行确定收费标准，主办学校和投资商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源”乱收费，更不能把独立学院推向产业化和市场化，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收费标准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主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其次，独立学院的收费要合理化，收费标准的确定应以实际办学成本为依据，大学教育毕竟还有“公共产品”的一面，所以收费既要考虑高校的办学成本和办学效益，又要兼顾办学的社会效益，还要充分考虑到大多数居民家庭的承受能力。虽说多年来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但绝对水平仍较高，说明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对其支付能力不能估计过高。

3.收费应按学科、专业划分收费标准，不可“一概而论”。从独立学院招生情况看，一方面，学科、专业招生计划与录取比例依学科、专业的冷热程度大不相同。如农科类专业，一些基础学科专业门庭冷落，完不成招生计划；而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应用性学科、专业，如金融学、经济学、计算机、外语类、法律、管理学等专业异常火爆，因此，热门学科、专业的收费标准应“略高”一些，既可缓解热门专业报名火爆的问题，又可以增加农科类专业和基础类专业的正常招生。另一方面，不同的学科、专业在办学成本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通常来说，理科类、工科类专业的办学成本高于文科类和管理类专业的办学成本。因此，各独立学院应根据本校各专业的招生情况确定收费标准并随时灵活调整，绝不搞“一概而论”或实施“一刀切”。

四、独立学院实行按教育成本收费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上的偏差。长期以来，人们把高等教育当作一项生产“公共产品”的公益性事业，高等教育一直采取由国家财政负担为主的经费筹措方式，大学生不需交学费，而且还有奖学金、助学金。虽然近年来国家已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收费的改革，大学生需交纳学费上学，但实际上大学生所交学费都比较少，只是对教育成本的部分补偿，所以一些人还能理解。而独立学院实施的是全额交纳教育成本费，因此，会有一部分考生和家长在思想观念上还难以接受，这势必影响独立学院这种全新的办学形式的健康、持续发展。

2.收费标准难以确定。独立学院大学生缴费上学是对高等教育成本的补偿，是按国家培养一名大学生所需要的费用确定基本收费标准，现在独立学院学生每年的收费标准范围一般确定为1.0—1.5万元，个别地方达到每年2.0万元。由于教育成本的核算十分复杂，不同的学科、专业教育成本不同；不同的地域，同一学科、专业教育成本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我国大学生培养还没有进行也很难进行成本核算。独立学院的最大优势是共享母体高校优秀的教育、教学资源，且正刚刚起步，其教育成本核算更为复杂，因此，目前很难对独立学院制定一个比较全面准确的收费标准。

3.加剧了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矛盾。由于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有较大的差距，农村居民中还存在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这部分人无力承担独立学院学生四年累计高昂的学费，因此，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被挡在了大学校门之外，有些贫困家庭学生虽然靠东借西挪能勉强进入大学，四年本科下来也已是负债累累。据调查，独立学院学生有近80%是来自城镇学生，只有约20%的学生来自农村。同时，还有一批品学兼优而又有志于进入本科学习的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高昂的学杂费，不得不放弃接受本科教育的机会改为接受专科教育，这明显加剧了国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矛盾。

4.国家政策上对学生的不公平待遇。由于独立学院学生是全额交纳教育成本费上学，学生被社会公认为是“有钱人家”或“贵族”子弟，因此，国家在政策上对这些学生没有体现出公平的待遇。政府对高等教育学生提供的种种资助，独立学院还没有与公立高校一视同仁，独立学院学生不能获得政府提供的补贴性贷款，如：有的省（市）明确规定独立学院学生的助学贷款，其政府补贴部分由独立学院自行解决等；政府对公立高校实施的奖学金或助学金等助学行为还没有在独立学院学生中得到切实的体现。

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同出一人之手的理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问世，更是将迈入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推向了“自利”和“利他”的剧烈冲突的两难选择境地。诚如有些学者谈到，亚当・斯密在肯定“自利”的同时并不排斥“利他”，而且认为正是人们这种主观上的“自利”行为，客观上产生了“利他”的结果。“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同样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利他”的初衷首先是“自利”。在《国富论》中，斯密谈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据此，斯密以人的“利己心”为基本立足点，构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斯密也谈到，“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虽然为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需，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5]以致“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5]依此看来，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不论是否完好的一致，显然二者在理论的考量上和实际中都存在着某种对立。这种对立的现实造成了经济学的贫困，正如阿马蒂亚・森的那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2]。

经济学毕业论文

以下题目仅作为选题的大致参考，具体题目自己可以重新定:

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研究

（2）社会主义所有制与产权问题研究

（3）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演变和发展趋势研究

（5）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研究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关系研究

（7）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机结合问题研究

（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

（9）企业经营机制问题研究

（10）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研究

（11）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研究

（12）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3）企业管理创新及其机制研究

（14）企业家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15）中小企业发展与融资问题研究

（16）乡镇企业发展问题研究

（17）企业集团发展问题研究

（18）集团公司内部母子公司关系及产权管理研究

（19）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研究

（20）我国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21）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22）农业产业化问题研究

（23）欠发达农区工业化、城市化问题研究

（24）加快中小城镇建设问题研究

（25）农村费改锐问题研究

（26）减轻农民负担和提高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27）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区转移研究

（28）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研究

（29）农产品流通体制研究

（30）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研究

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之后的自由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渐渐显露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和社会财富分布不均、贫富悬殊的弊端。德国的卡尔・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代表是其劳动力，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马克思在其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进入20世纪，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资本主义已呈现出种种的病态和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主义打破了“看不见的手”的教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凯恩斯本人也被誉为“战后繁荣之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包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始公社、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垄断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三个部分。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反映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至此，经济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历史和思想的进程。

伦理学论文

摘要：道德哲学家都试图把自己对道德语言释义模式强加于非自然主义或情感主义。而不是靠对道德语言的经验观察来分析理解他们。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使用的‘语义’一词，可以这样来下定义：一个字的含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制定一种对语言的一切用法都具有共性的语言标准。

关键词：未决问题论证；情感主义；非认知主义。

在漫长的伦理学发展史上，规范伦理学一直占据着主导或统治地位，它是研究人们正确的道德行为规范或行为的应然性的理性反思活动，它试图回答究竟什么东西使得一个行为或规则成为道德的行为或规则，它努力发现在各种道德行为和规则背后的根本的或者最高的原则，它企图找出隐含在各种行为背后的共同的道德属性。总之，规范伦理学试图从理论上回答我们道德上究竟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但当代西方伦理学家们大都对传统的实践伦理学家们的工作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建立在未加分析和未加澄清的概念之上的。

当代伦理学家盖伯特指出：“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缺乏对伦理学概念的和认识论的问题的探索。这些问题是人们在考究道德论辩和探索应用正当或不正当的规范理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概念问题因道德术语和主张而生，认识论问题源于道德确证的可能和特性。”{1}他还认为：“元伦理学可以界定为对于抽离了具体内容的道德规则，道德标准，道德评价之本性证明，合理性，真理的条件和性质的哲学研究。它将道德或道德原则作为其研究对象。”{2}让伦理学研究做出这种从“实质”到“形式”的转向的第一人是g。e摩尔。

19，g。e摩尔（g。e。moore，1873―1958）《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发表，是一件“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事件”{3}，它“标志着20世纪伦理学革命的开端”{4}。

摩尔的研究和分析指出，早先关于伦理学问题的着作中的大部分观点是极其混乱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在理解伦理学问题之前就尝试对伦理学问题作出回答。于是，对某一具体的说谎行为，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这一说谎行为是善的，有人则不这么认为。所以，摩尔认为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善”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获得了决定伦理学判断真假的证据，就能解决伦理学中的争论，判断谁是谁非。

《伦理学原理》中的核心部分是“未决问题论证”，摩尔试图通过它来证明“善”是一种单纯的，不可定义的，非自然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摩尔的论述只涉及到“善”（好的）一词的意义，并且认为“善”是不可定义的，但他并未强调我们不可能对那些实际好的东西进行描述。摩尔自己就认为“房事的快乐是善的”{5}。但“房事的快乐”“快乐”并不就等于“善”的定义。

摩尔的论证有诸多问题，{6}但对他的最直接的批评就是：有人提出了对“善”的定义。如情感主义，规定主义，准实在论等等。

第一个提出完整理论反对摩尔对“善”的不可定义的说法的大概就是文学评论家的c。k奥格登和i。a理查兹。奥格登和理查兹写道：“‘善’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分析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伦理学的主题，我们认为，‘善’的这一独特的伦理用法是一种纯情感的用法。{7}”他们在1923年首次发表的《意义的意义》（themeaningofthemeaning）这本着作中，基于他们对于语言的研究，认为用来表达我们思想的符号既可以表达词的原义，又表达情感。他们认为，科学的表达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量普通表达是象征地使用语言，以便传达周围事物的信息。在这种语言的使用里，有一参照符号即我们所涉及到实物。例如我说“长江大桥长x米”，那么我便是在进行某种表达，即在用符号来记录或传达一个参照符号，并且我使用的说明符号在理论方面应该是可以检验的。然而，在情感语言里，我们并不是在力图传达自己的主张，而仅仅是表达或试图激起我们的情感和态度。这两位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注意到语言可能经常从情感上运用，而不是象征地运用，所以哲学家已经被引入歧途，他们尝试去发现如“美”“善”这些词所涉及的某些事物，而不是去发现明显地符合这种准则的事物。所以，他们不再讨论作为唯一的，模糊的，不可分析的，非自然的“善”一词的含义。奥格登与理查兹认为，在具体运用方面，由于象征意义和情感意义通常是混在一块儿的，因而区分两者便显得困难。但他们坚持区分两者是一种趋势，会便于更加清晰地使用和理解我们的语言。

在从奥格登和理查兹到a。j艾耶尔期间的哲学家一直都在致力将这两种区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细致化。如布雷斯维特（braithwhite），w。h。f巴恩斯。后者认为，一个社会中关于价值判断的争论产生于对同一问题持两种不同观点的矛盾。这种争论不可能通过推理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改变对方的态度来解决。

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维也纳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艾耶尔，史蒂文森，它们继续发展了伦理学情感主义理论。按逻辑实证主义，一切有意义的命题，或者一切有可能证明或者证实的命题，要么是经验的命题，要么是分析的命题。艾耶尔，逻辑实证主义的.领军人物，也是伦理学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试图证明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即所有的综合命题都是经验命题，并且一个命题的意义，是其自身证明的方式。即陈述一个经验命题意味着陈述用来确定命题正确与否的观察。那么这个观点所面临的难题是：伦理学命题似乎是综合命题，但伦理学话语经验上有无法证实。伦理学判断中“道德的”“善”或“错误的”之类的谓词所断定的属性并不存在与对象之中，其意义也不包括在主词的意义当中。那么如何解释看似综合命题的规范性的伦理学命题经经验上无法证实呢？艾耶尔对伦理学话语考察后的结论是：伦理学命题根本就不是有事实意义的命题，伦理学语言的目的只是用来表达或者激起情感。摩尔认为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是单纯的，不可还原的，非自然的属性，艾耶尔也认为伦理学判断里根本没有有意义的概念。

有许多对情感主义伦理学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并不关心对情感注意的修正，他们只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如果情感注意理论被广泛接受，那它将有损于社会，它会损害我们对文化的传统道德原则的信心。“人们或许会认识到一种断定所有的道德判断仅是没有意义的情感的表达的理论会加剧人们传统文化价值观点崩溃，但在此，正确评价任何哲学理论对（非哲学家）普通大众的实践影响是困难的。并且，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最具有创造力的进步都被许多危及人生存的社会传统价值所拒斥。”{10}无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我想艾耶尔的意图是正确的，即更清楚地表明什么伦理争论的本质。

只是，艾耶尔的情感主义除了对之一些不“专业”的反驳之外，还面临这样一些问题：（1）怎么样避免道德上的对错完全依赖于大脑状态的问题！如果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完全依赖于我们大脑的主观状态。因此，如果我们的情感变了，这是否意味着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也因此改变了。小时候我并不喜欢吃香菜，但我现在喜欢吃了。这是对香菜的情感的变化，以前不爱吃香菜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我以前觉得说谎（杀人）是正确的，但现在认为说谎（杀人）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一定会觉得以前的道德判断是错误的，而不单单是一种情感的变化。（2）怎样解决人们之间的道德分歧！持同一种价值观的人们之间可以产生真实的道德分歧，但这种分歧只不过是事关事实问题的分歧，人们可以用论证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然而在采用不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当涉及到纯价值问题时，只能求助于谩骂！“费雷格―吉奇”问题，界定道德情感的问题，等等。

继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史蒂文森于1945年发表的《伦理学与语言》，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详尽，最精确的情感伦理学理论的代表作”{11}。史蒂文森十分乐意承认他的观点继承了艾耶尔的情感理论。他的工作也更多的是为艾耶尔的观点进行辩护而不是中伤和诋毁。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三个不同于艾耶尔的观点：

（2）史蒂文森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证，会引起观点和态度上的分歧，但这不会使道德问题成为伪问题。语言的两种主要用途――描述性和动态性，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是关于信念的争论，这种争论关心“如何真实地描述和解释问题”，另一种争论是关于态度的争论。这种争论则关心“如何赞成或反对，以及如何通过努力逐渐形成态度”。根据史蒂文森的观点，道德争论表现为态度的争论。史蒂文森认为态度的争论则可能是有信念的分歧所引起的，所以必须解决信念的分歧来消除态度的争论。由于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的这种联系，我们就有可能解决“纯价值问题”的争论。

（3）艾耶尔认为规范的道德判断“既不可能是真的，也不可能是假的”，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道德判断的描述意义。史蒂文森声称“更加准确和清楚的说法是，一个道德判断可能是真的或假的。”{15}史蒂文森发现，具有共同的价值标准的人们进行道德争论，只需诉诸道德判断的描述性成分，就能够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论。可是“一个祈使句和其证明理由之间的关系与一个描述性语句和其证明理由之间的关系，两者是不同的。后者是一种逻辑关系，前者是一种心理关系”。{16}正因为一个道德判断与其证明理由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所以“任何讲话者对能够改变态度的任何事实的任何陈述，都可用来作为支持或反对一个道德判断的证明理由。”{17}所以，对同一事实陈述具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即态度――没有共同价值标准――的人之间，道德争论是不可能的。但“假如人们关于x抱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是否对x持相同的态度呢？”如果答案是可定的，我们就很有希望取得道德问题争端的统一吗？但即使对任一事实陈述都具有相同的心理反应，相同态度，是否还是有一些态度上的分歧并不是有信念的不同造成的？换句话说，具有共同价值标准的人，对于相同的道德问题是否仍可能持有不同的态度？这些都是史蒂文森没有回答的问题。

“史蒂文森最大的贡献，也许莫过于他说明了规范伦理学判断包含着描述性和情感性两方面”，{18}“善”除含有一种表示说话者赞同和容易博得听者赞同态度的情感意义之外。“这是善的”，这句话还含有这个东西具有性质（或关系）x，y，z。。。。。。意思。并且史蒂文森发现了“善”一种他称之为的“引导性定义”，即我们在情感词的意义不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条件下改变其描述意义。我们可以引用黑尔对这个同样发现的话：

对经史蒂文森修缮过的情感主义理论的批评依然是很多的：

首先，对信念与态度的区分，是史蒂文森分析的基础。但有人就指出史蒂文森的划分与实际不符：他们认为“史蒂文森没有认识到信仰的统一或者对实际问题的看法，正像依靠道德的统一一样，也要依靠态度的统一，至少信念的统一是首先没有争论的双方一直接受逻辑一致性的原则。接受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叫做‘认识的态度’，因为它不是从逻辑原则得出的，正如道德判断的证明理由一样，任何支持这种‘认识态度’的理由与‘认识态度’本身的关系，是心理关系而不是逻辑的关系。”换言之，按逻辑做出的决定，其本身不是一种逻辑必然性的决定。

r。m黑尔在《道德语言》中一书中，主张“规定性”作为道德陈述的基本特征。而反对将“赞成态度”作为道德陈述的基本特性。并且黑尔将“告诉某人某事”与“使某人做某事”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过程，前一种是命令，是道德语言最基本的特征，而后一种情况则是具有宣传性，含有“说服”的意思。简而言之，黑尔认为道德判断更像是一种命令，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

参考文献：

[1]路德？宾克莱，二十世纪。伦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8）。

[2]史蒂文森，伦理学和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

[3]孙伟平，伦理学之后。江西教育出版社，（5）。

[4]陈真，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

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1][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

[2][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第1版[m]。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87.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4.

最经济学论文经济学论文范文参考

基本公共服务具有福利性、对经济的依赖性和实现过程的渐进性等特点，基本公共服务从均衡到均等的递进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是从初级到高级、从窄到宽、从浅到深的递进过程。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与均等化的区别是，均衡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是存在差距，且我们承认差距的存在，并采取积极的措施缩小差距，同时在推进的过程中，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质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是有差别的；而均等化从原则上考虑则是每个人享受平等的、无差别的基本公共服务。但西部地区为保护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牺牲没有得到合理补偿，资源的大量开发产生的效益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改善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还很薄弱，尽管近年来政府一直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西部地区自身财政供给能力的限制以及区域、城乡等差异，政府对西部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仍显不足。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拟从经济学视角探索研究西部地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行性路径，希望本文的粗浅研究能对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长远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理论意义：有利于人们深刻理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目前，我国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界未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出一个统一准确的定义，并缺乏就此问题做深入的理论分析。有利于从理论上更深刻人数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论文怎么写国内外从理论上对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系统阐述的非常少，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多选择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某一种或少数几种为研究对象，鲜有涵盖基本公共服务各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数，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结论的说服力。

第二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文献综述。

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公共产品一般是和私人物品相对而言的。其概念最初是由林达尔提出的，后由萨缪尔森等人加以系统化发展。尽管公共产品的概念已经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但是要对公共物品下一个精确的定义确实相当困难。[2]考察公共物品理论的发展历史，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种定义最具有代表性：早在1739年，大卫?休谟给“公共物品”下了一个直观的定义，即公共物品不会对任何人产生突出的利益，但对整个社会来讲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公共物品的生产就必须通过联合行动来实现。萨缪尔森将纯公共物品的概念定义如下：“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还指出，公共物品具有两种特征：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曼库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中的任何个人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该集团中的他人消费，这类物品便属于公共物品。

2.2相关概念辨析与界定。

按照公共服务的内容，可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基本公共服务和一般公共服务。本文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指与民生问题有直接且密切关联的公共服务，与之相对的，除去基本公共服务以外的公共服务都属于一般公共服务。根据公共服务的具体实现形式又可将其分为：基础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几种具体的'实现形式中，基础性公共服务是指那些公民、组织等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等都需要的，有政府行为介入的基础性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是那些通过政府行为的介入为公民、组织、企业从事经济或生产活动所提供的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则指通过政府行为的介入为公民的生活、娱乐等社会性直接需求提供的服务。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政府行为介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保障的服务。

第七章实现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选择。

7.1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显示自己政绩，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十分注重gdp的增长，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考核自己工作的标准，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所作一切都是值得的，而对于与民生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投入却很少，认为其投入高、见效慢无法彰显自己的政绩，所以把经济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立起来，使经济社会增长与人民幸福指数相背离，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学论文其实经济增长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经济增长可以带动政府部门提供更多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增长可以为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政府就有能力把建设引入社会服务领域，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同样可以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充足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可以满足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减少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平而引起的一系列不和谐因素,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和谐发展空间。

7.2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健全中央地方的体制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是造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根源。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制度要先行。要扫除制度障碍，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平等。在此基础上，建立统筹城乡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即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制度，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符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制度等。

结束语。

西部地区的发展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地区发展问题，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更是关系民生发展的重点区域问题。现阶段，由于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差距较大，无论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还是西部地区自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都处于全国中、东、西及东北部四区域中最低的位置，经济学论文范文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并且是在短期内是难以消除的事实。本文通过对我国西部地区在基础义务教育、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五个方面对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阐述了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我们看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导致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较弱，尽管中央的转移支付力度和结构都有所进步和调整，但整体上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存在区域差距、城乡差异问题较为突出，本文的最后尝试对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如何从广度、深度上提高提出了可行性路径。本文希望通过上述的分析，探索一条科学合理、具有可持续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路径，使西部人民也能同东部、中部地区人民一样享受到改革成果，不但可以改善西部经济落后局面，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减少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略）。

最经济学论文经济学论文范文参考

信息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于50～60年代，到70年代基本发展成熟。本文的内容是信息经济学论文，欢迎大家参阅。

论文摘要：信息经济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信息经济学，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经济学，就要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分析。

论文关键词：信息经济学；研究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任何一门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

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参考文献。

［1］娄策群,桂学文.信息经济学通论［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2］陶长琪.信息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伦理学论文

既然存在着上述问题或者缺陷，是不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就没有什么出路了呢？其实不然，一直以来，美式技术－控制－效果研究范式（这种范式被当作欧洲中心的）占据传播学研究主导地位，但是其理论潜力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在美国传播学研究是个正在“凋零”的领域。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开始想像亚洲（实际并非亚洲独有，也没有这样一个同质化的亚洲），因为近30年来，亚洲的一些本土思想和文化传统被作为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解毒剂或者中和剂而寄予了厚望，许多研究者希望在亚洲能够寻找到带来新灵感的思想资源，亚洲传播研究或者“亚洲中心论”背后实质的内涵就是传播伦理学，是源于一种求知创新的热望，只不过这种传播学发展的新方向借由“亚洲”的名义得到了彰显（或者是亚洲的本土文化传统为传播学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虽然传播伦理并非专属亚洲传统，却是在亚洲的各种主要思想传统中表现的最突出；也恰恰在东西方的二元对比和历史性关系中亚洲的道德性等到了强调，亚洲的一些传播理念、方式和风格看来能够有效的弥补西方过分强调线性传播效果的不足。

现在来看，miike提出（2002）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五大主题，并由此衍发的五大亚洲传播理念无一不是从伦理角度来考虑传播的问题。比如miike（2004）指出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这种同情式的传播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

陈国明就明确的指出亚洲的传播行为强调三种道德特性：互依、尊重和诚实。（chen&starosta，2003）陈国明还提出了一种“和谐传播理论”。（chen，2001/2004）这里的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总而言之，亚洲的一些思想传统和传播特色确实能够为传播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甚至是主要的理论资源。但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放下“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主义”这样过于沉重和含混的概念，通过传播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大胆创新，把亚洲的各种语言、宗教、智慧和历史文化传统充分发扬光大。

首先，应该通过对传播思想的重新追溯，结合亚洲一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全面探索传播的意义，尽力丰富“传播”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必须搞清楚传播现在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可能性，我们才可能调动一切的思想资源为深入发展传播学服务，包括亚洲的或者欧洲的，历史的或者现代的。

其次，传播伦理学既是传统传播学的深入发展，又是一次革新意义的范式转换，应该有观念、理论、思路和方法上的全面改观，我们确实应该考虑miike（）对欧洲中心式“理论建设”和知识基础提出彻底的质疑，全面思考创建新的“游戏规则”和对话原则。那么，亚洲的思维方式、一些原来处于边缘的文化思想和传播理论和一些来自它学科的知识将为我们提供帮助。

最后，把注意力投向与传播相关的现实和问题，让问题牵引研究的视线和注意力，这是建构新的理论架构的重要的动力源。亚洲还有许多处于各种文化交汇的混杂地区都会成为很好“样本”和“媒介”，为理论转变提供足够新鲜的灵感、素材和舞台，当然这些研究不惟实证，方法总是多元的，特别在面对混杂的现实问题，方法是综合甚至的对照式，需要足够的复杂性和灵活性。

[注释]。

[1]比如miike、chen,g.m.、dissanayake、ishii、asante等人在理论思考和方法设计上作过初步的努力和贡献。

[2]一般来说，启蒙思想往往和理性（功能角色观）、个人自由、民主和科技进步等观念联系在一起，这里面自然蕴涵着对人性的基本界定，这种界定又往往被用来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的人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