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通用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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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论文

改革开放打开了奢侈品消费的大门，随着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奢侈品消费市场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如何看待日益增长的奢侈品消费规模，奢侈品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成为了学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选取了我国1999-20xx年经济增长和奢侈品消费的相关数据，以人均gdp和奢侈品消费总额为序列，建立var模型，分析我国奢侈品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介绍相关理论分析和方法概述。介绍了奢侈品的相关概念、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以及var模型的相关理论。

其次，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和奢侈品消费的现状。从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态势；从市场规模、消费者结构、市场供求结构、销售渠道和消费者心理五方面分析了奢侈品消费的现状。

再次，选取奢侈品消费总额和人均gdp为两个时间序列，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建立var模型，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是奢侈品消费的原因，奢侈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最后，依据经济增长是奢侈品消费的原因这一结论，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从企业、政府、社会、消费者四个层面提出以发展本土奢侈品产业为核心的完善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经济增长；奢侈品消费；本土奢侈品产业。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1.2.1国外研究现状。

1.2.2国内研究现状。

1.2.3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1.3研究内容及方法。

1.3.1研究内容。

1.3.2研究方法。

2.1奢侈品的相关概念。

2.1.1奢侈品的含义。

2.1.2奢侈品的特征。

2.1.3奢侈品的分类。

2.2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

2.2.1基于需求的收入弹性理论和恩格尔定律的分析。

2.2.2基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分析。

2.2.3基于垄断模型的分析。

2.2.4基于对外贸易的分析。

2.3var模型的相关理论。

2.3.1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2.3.2协整检验。

2.3.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2.3.4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2.3.5方差分解。

2.4本章小结。

3.2奢侈品消费现状分析。

3.2.1奢侈品市场规模分析。

3.2.2奢侈品消费者结构分析。

3.2.3奢侈品市场供求结构分析。

3.2.4奢侈品销售渠道分析。

3.2.5奢侈品消费心理分析。

3.3本章小结。

4.1数据选取。

4.2模型选取。

4.3模型构建。

4.3.1单位根检验。

4.3.2协整检验。

4.3.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4.3.4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构建。

4.4结果分析。

4.5本章小结。

5.1企业层面。

5.1.1培育本土奢侈品产业。

5.1.2加大自主创新能力。

5.1.3借鉴国际知名品牌发展经验。

5.2政府层面。

5.2.1调整进口关税税率。

5.2.2规范奢侈品市场秩序。

5.3社会层面。

5.3.1大力培养专业人才。

5.3.2加强国内外奢侈品文化交流。

5.4消费者层面。

5.4.1建立正确的奢侈品消费观念。

5.4.2合理利用消费信贷。

5.5本章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论文

摘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活跃领域。为了明确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法考察了出口贸易与山东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本文对山东省出口贸易现状进行概括，然后建立模型并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经济增长是出口贸易的格兰杰原因，而出口贸易不是山东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最后本文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山东出口贸易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沿海经济省份，山东省高度重视对外开放，确立经济国际化战略，把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亮点来抓，在开放中不断发展对外贸易。历经32年的发展，山东省外贸出口总额已接近千亿美元台阶，20xx年达到931.7亿美元，比1984年增长约46倍。因此，对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现状。

1.1山东省出口贸易现状。

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在对外贸易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进出口贸易历史悠久，是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在施行市场多元化战略、名牌战略等政策后，山东省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从绝对量来看，出口总额逐年攀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的增速。改革开放初年，与山东省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截止到20xx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已超过220个，除四大传统市场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外，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额所占比重趋于提高，占比已高达43.1%。其中，东盟、南美、印度等新兴市场所占比重分别高达9%、7%和3%。图1是山东省1995~20xx年出口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变化的趋势图。

图11995~20xx年山东省出口总值趋势图数据来源《：山东统计年鉴20xx》1.2山东省经济增长现状1.2.1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xx年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3897亿元，达到1985年的49.81倍、1990~20xx年年均增长率高达14.49%，扣除物价、通货膨胀等因素仍高达12%。可见，山东省的经济总量以及经济发展速度很快。

1.2.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较高。

总的来说，山东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均居全国前列。20xx年山东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5794元，比同期全国水平25511元高出10463元。20xx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11.04元，比上年增长16305.41元增长9.2%，人均月收入1484.3元。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的各项构成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呈现出新的收入特点。其中，人均经营净收入1379.02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5%，在居民家庭总收入中增幅最高，增长最快，其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去年的7.3%上升为今年的7.7%。人均转移性收入3559.3元，比去年增长16%，增幅仍保留在第二位。人均工资性收入13985.83元，增幅为8%，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78.5%，比上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人均财产性收入412.76元，比20xx年增长19%。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稳步提高。

2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2.1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本文的数据全部引自《山东统计年鉴20xx》，样本区间为1985~20xx年，变量为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出口总额。其中出口额用当年平均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出口额，然后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

2.1.1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由于大多数的经济时间序列都非平稳，在协整检验前必须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只有当变量序列都为同阶单整序列时才可以进行协整回归。本文对各变量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可见，在5%的水平上，各变量对数序列的二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所以，各变量的对数序列都为i(2)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2.2协整检验。

本文选取engle-granger两步法，对两变量lnx和lngdp时间序列关系进行分析。以lngdp为因变量，lnx为自变量，建立模型。其中c为常数项。由于lngdp与lnx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可用ols法进行协整回归，得到的协整方程如下：(i=1,2,……,25)若lnx与lngdp具有协整关系，则回归方程中的残差项应该是平稳的。检验残差序列是否是平稳序列，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使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看出，检验结果表明估计模型的残差项是稳定的。所以说lnx与lngdp是(1，1)阶协整的。说明了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消除上述模型的自相关性后，最终估计结果为：(i=1,2,……,25)(18.8)(32.3)f=1396.2dw=1.782.2.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根据协整分析，得出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同向变动的均衡关系，对于它们之间的前期信息是否会影响各变量的当期信息需要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分别采用滞后1~2期，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滞后1期内，在5%显著性水平上，山东省的经济增长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而出口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3结论。

长期来看，山东省的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带来规模经济和产业升级，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进而提高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推动第二年出口的增加。但山东省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强化了低水平的产业结构，无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这有可能是山东省出口贸易增长不是经济增长格兰杰原因的一个因素。

4对策与建议。

经济理论认为，出口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上述实证分析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所以山东省应调整相应的出口政策，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推动山东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4.1调整优化出口产业、产品结构山东省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这种贸易格局强化低水平产业结构，只能在短期内获益。如任这种现状持续下去，产业机构不但不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得到升级，反而可能会导致产业结构进一步低级化。因此，山东省应以传统大宗商品的生产和出口为基础，以机电产品为主导，以纺织服装和创汇农业为两翼，以工业制成品的小型成套设备为突破点，全面提升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加工深度、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和国际竞争力。加快促进全省由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向精加工、高附加值的结构升级。

4.2建立灵活机制，加快各种资源在外贸与非外贸部门、省内和省外之间自由流动山东省经济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很高，因而国际市场的波动会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当国际市场突然收缩时，如果资源不能自由、低成本地在外贸部门和非外贸部们间以及省内和省外流动，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不久前刚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就十分明显。因此山东省应该打破地域限制，鼓励资源自由流动，以有效抵消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

4.3积极开拓出口市场，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市场结构过分集中会削弱出口贸易的灵活性和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实行出口贸易多元化，能够增强抗风险能力。上文曾提到，山东省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后期加大了对北美、南美、非洲和东欧市场的开拓，出口市场渐趋于多样化。但从整体来看，传统市场在出口市场中仍然占有很高比重，对新兴市场的开拓远远不够。因此，山东省应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和实施市场开拓策略，根据市场不同需要，实施各具特色的营销方案。争取形成以亚太市场为重点，以周边国家和地区市场为支撑，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均衡分布的合理市场结构。

参考文献。

[1]刘鹏,赵丽敏.山东对外贸易结构的实证分析[j].特区经济,20xx(02).

[2]张灿亭,江凌.江苏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xx(06).

[3]孙焱林.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xx(2).

[4]周阳.我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xx(05).

[5]许晓红.对外贸易与山东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分析[j].中国商贸,20xx(15).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还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的质量。随着我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也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心得与体会。

经济增长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首先，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其次，经济增长可以带动就业，促进社会稳定和繁荣。此外，经济增长还能够加强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竞争力，提升国家形象和国民素质水平。

第三段：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然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高速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污染破坏。其次，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造成社会分化和矛盾。此外，经济增长还可能带来不稳定的金融风险和全球经济的不平衡。

第四段：探讨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实现。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积极探索高质量经济增长的途径。首先，我们应该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的节约利用，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其次，我们应该注重人才培养和教育，推进科技创新，提高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能力。此外，我们还需要优化经济结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经济风险，实现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

第五段：结语。

总的来说，经济增长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它既有积极的意义，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是一个全社会共同面临的任务，需要我们发挥智慧和创造力，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创新和进步。

经济增长论文

摘要：汇率，是使商品和劳务等在国与国之间交易顺利实现时的交换比率。人民币汇率，是我国作为开放经济中影响广泛的宏观经济信号，1994-20xx年，是中国经济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渐进推进的时期，其中，外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尤为突出，与我国的经济长期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外汇制度;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外商投资。

1994年以前，我国实施以计划为主的外汇直接管理制度，对现实的经济并不适应。为了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和改革开放，我国外汇体制向着市场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开始推行间接管理的外汇宏观调控模式，国家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方法进行外汇管理，汇率在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得到了大幅增长。

汇率，主要承担着跨国经济交易间商品和劳务兑换比例的任务，其变动不仅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短期影响，而且会在长期内导致生产要素等经济资源在国与国之间、国内不同贸易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只要一个国家实行了对外开放，就必然面临使用不同货币进行交易的问题，也就必然使国际贸易对本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外汇制度变迁的初期，贸易拉动效应特别明显。如1994年我过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减轻了企业负担，鼓励了公平竞争;取消用汇的指令性计划和审批，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加速企业资金周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大大增强了国内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当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366.2亿美元，列世界第11位，对外贸易依存度为45%，并一举扭转了我国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猛的被动局面，使我国对外贸易由上年逆差122亿美元，变为顺差54亿美元。1994-20xx年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平均为3.1%，贸易顺差的增减直接影响着当年经济增长。

1994-20xx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当年gdp比重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单位：%)从表中不难看出，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较大。1997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87个百分点，贡献度为21.3个百分点，即当年超过五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是对外贸易顺差拉动的。而在1999年，尽管对外贸易依然保持较大顺差，但由于顺差总额减少，从而使净出口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转为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当时全球总需求下降所致，同时也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相关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但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顺差减少。

1981-1984年间实行的是贸易内部结算价格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3年人民币又引进了一种外汇调剂价格;1994-20xx年，这10年的变迁，中国外汇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计划与市场共同配置外汇资源，转变为政府宏观调控下市场对外汇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从官方定价和市场调剂价并存的双重汇率制，转变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分散的外汇调剂市场，发展为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从人民币完全不可兑换，逐步过渡为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完全可兑换、资本项目下部分可兑换。这有利地配合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改善了外商投资的环境，维护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保持了国际收支平衡。

1994年至20xx年，我国的外汇制度改革同样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20xx年与1993年相比，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国际收支总额、外汇储备分别增长了4.9倍、1.2倍、5.8倍和27.7倍;1994-20xx年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上升了6.7%和31.5%。

1996年实行人民币经常性项目可兑换以来，外汇管理极大地推进了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切实满足了微观经济活动合理的用汇需求。

具体表现在：企业出口积极性的明显提高，用汇需求的充分满足，促使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国，有利于保持外商对华投资的大幅增长，有效地弥补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缺口;个人购汇数额标准不断提高，使我国居民处境旅游、留学、探亲成倍增长;境内居民个人参与b股交易，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稳步增加，改善了资本市场股票持有者的结构，增强了市场流动性等等。

汇率制度是一个对汇率决定、调整等一系列问题的制度安排。汇率制度的目的是要与经济主体的最大化行为和预期目标相一致，同时也符合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要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推进金融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市场化，进一步完善经常项目的人民币可兑换，才能更好地发展总体经济。

目前阶段，新的汇率机制导致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升值，其主要原因在于高贸易顺差以及外资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带来的大量资金涌入。

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体上利大于弊。随着美元地位下降，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更加复杂、更具竞争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对接和互动加深，人民币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和地位逐步提高，承担的权利和责任同时增加。在全球重心逐步转向人口和资源强度较高地区，以及中国经济规模扩展效应日益释放的新背景下，人民币在未来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发生实质性变化。

20xx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中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也就是说，今后人民币会以一定幅度循序渐进升值，维持中国以低价输入资源、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有着深远的宏观经济影响，会逐渐改变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将财富从出口商向消费者转移，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吕进中.中国外汇制度变迁,20xx,7.

[2]晓鹏.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背景及展望.金融论坛,20xx(08).

[3]刘迎秋,韩强.利率、债务率、汇率与经济增长,20xx.

[4]刘巍.汇率与利率.中山大学出版社,20xx.

经济增长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但是，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仍然较低，经济增长仍然靠高投入来维系。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面临着资源、环境等众多条件的约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转型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然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转型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东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与全国其他区域类似，也存在制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制度性障碍。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具备自主创新必须的人力资源与物质条件，理应成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主力军。然而，体制性突破难度很大，要耗费的时间很长。体制问题解决的长期性决定了经济转型的长期性。在艰难而富有挑战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东部地区的低经济增长将使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具有稳定性。

区域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优势，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率先开放的政策，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经济增长的制度性障碍，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经济政策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小，东部地区从区域政策上的经济增长获益空间趋窄。相反，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受我国改革开放梯度战略的影响，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享受区域经济政策上存在时间上的滞后。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央政府陆续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这样，区域经济政策性的区域差异将不断消除，东部地区不再具有区域经济政策上的优势。已有的区域经济政策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弱。相反，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的战略实施的时间较短，改革、开放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相当广阔的空间。为实现中西部发展战略而配套的各项区域经济政策处于不断落实之中，这些区域经济政策将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直接作用。由于我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开发战略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以实现。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长期性决定了中西部区域经济政策将不断得到深化和细化，区域经济的深化与细化的持续性将使中西部地区取得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将具有稳定性。

城市化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化功不可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城市化率已经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提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４３．９％。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总体上仍然较低，城市化仍然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城市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的城市化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从城市化水平提升中的获益是不同的。东部沿海地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根据《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２００６年，东部的一些最发达地区城市化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的高城市化水平使东部地区从全国城市化提升的进程中获益的空间相当有限。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刚处于城市化的初始阶段。鉴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西部地区的低城市化水平为将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中西部地区将从城市化的提升中获益更多。

进入２１世纪后，我国正在发生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迹象相当明显。中西部地区将凭借强大的成本比较优势迎接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这种成本优势首先体现在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上。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庞大的劳动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同时，也接受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培训，形成了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特征相契合的人力资本。在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的背景下，这些人力资本必将大幅回流，就近就业。这将大大降低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中西部地区变得更有吸引力。不仅如此，中西部地区历来自然资源丰富，企业入驻中西部后，将缩小企业的原材料等成本。中西部地区将凭借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丰富的自然资源，得益于产业转移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将从区域经济政策中获得后发优势，西部大开发政策、中部崛起政策将使中西部地区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东部地区经济转型的长期性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受阻；而中西部地区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也将使得我国在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有更多的收益。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将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得以保持。

经济增长心得体会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重要指标，它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进步、国际地位等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验和启示。下面就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经济增长心得体会。

第一段：理性看待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并不是万能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也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资源紧缺、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经济增长，并不是盲目追求GDP而是要注重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避免短视行为对未来造成损害。

第二段：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能够为经济带来新的动力和活力。在现代经济中，高新技术、智能制造、互联网等新兴行业正在不断崛起和发展，这些领域的创新为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就业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在经济增长中，应该注重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

第三段：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进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带来新的市场、扩大消费、提高就业等多重好处。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对外开放政策一直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因此，在经济增长中，应该注重外贸的发展和拓展国际市场。

第四段：人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人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没有人才的支持，经济就难以发展。在现代经济中，每个国家都在全力培养人才，这些人才往往是最具竞争力和最具创新能力的。因此，在经济增长中，要注重教育和人才培养，提高人才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第五段：平等、公正、信任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平等、公正、信任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它们能够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商业氛围。在现代经济中，各国之间开展商业活动往往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制度，并且必须具备公正和可信赖的信誉。因此，在经济增长中，要注重建立公正、透明、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信誉机制，以保障投资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市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总之，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指标，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来理性看待和拓展。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该注重技术创新、拓展外贸、人才培养、建立公正市场环境等方面，规避短视行为和行业困难，并努力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经济增长

北京工业经济近的高速发展，制度上的创新是主要动因，其次是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成长带动了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另外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引入了大量外资。

制度上的创新、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外资的流入不仅带来了北京工业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技术进步带来了提高的契机。

伴随外资流入的新技术，管理理念的更新、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使得北京工业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快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也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这从第2节中北京工业的科技经费和r&d经费投入总量、年增长率，和各自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均处于上升中可得到证实。

所以，在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技术进步率也大大提高，如在高速经济增长使技术进步率达到20%以上，而技术进步率在此之前始终低于20%以下。

目前，很多专家学者指出北京工业经济增长存在的一大问题是经济总量增长趋缓。

受此影响，高端产业首当其冲。

目前高端产业发展尤为缓慢，其主要表现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逐年下降。

就的数据来看，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36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现代制造业实现增加值657亿元，增长4.4%，分别慢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8.3个和1.3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分别占全市比重为21.2%和38%，分别比下降2.6个和0.6个百分点[9]。

这些数据反映了北京工业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到了工业高端产业和技术进步，反之亦然。

从投入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源于资本的投入、劳动的投入和技术进步。

对北京工业而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贡献率未达到产业发展目标。

北京工业的技术确实在不断提高，全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得工业在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虽已降至1/4，但是工业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增加值仍然巨大，技术进步在这中间必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由于中关村科技园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建设推动了工业技术的发展，高新材料的研制、日益完善的汽车工业等都使人们意识到技术进步的存在，感到技术进步强烈的外显性。

然而，技术进步的外显性并没有带来内生的经济增长，这说明北京工业企业技术进步存在问题，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据此推测，导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的因素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缺少纽带，使得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脱节;或是技术进步脱离市场，不能带动经济增长。

如果能找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对接点，则北京工业以后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会有显著的提升。

熊彼特提出的技术创新或许能够提供这样的对接点，只有当技术进入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并能创造出价值时才能成为技术创新。

四、结论。

北京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技术进步提供了资金、制度和机制保障，但逐渐放缓的增长速度也限制了技术进步的提高速度。

反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技术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只有表现为技术创新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当前，加快建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技术进步体系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措施。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以企业为技术进步及技术创新主体，避免使技术成为实验室的技术，而不能转化为产品，或者研制开发的产品脱离市场，从而使企业获得经济效益，达到促进产业经济增长的目标。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具体表现为企业要成为投资主体、风险主体、决策主体，研发主体，以及收益主体，其中缺一不可。

企业要成为创新主体，有三个关键问题要解决：一是企业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创新，二是企业能够承担创新的风险，三是企业要选择好创新的主体模式。

第一个问题的解决要依靠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保护技术创新成果的法规，和技术创新成果分配的制度等，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收益分配的主体;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则要依靠企业修炼“内功”，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企业制度，提高面向市场的能力，成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第三个问题企业要依据自身的资金实力和创新能力，来选择自主创新模式还是协作开发模式，简单划分，大型且实力雄厚的企业选择自主创新模式，可以充分享有技术创新成果带来的超额收益，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另外，中小型且难以自担创新风险的企业选择协作开发则更有利，一方面可以克服单个企业缺乏独立开发的能力和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投入和分担风险。

对产业发展而言，协作开发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惠及整个产业，促进知识与技术在经济体制内扩散，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组.高技术产业化“十一五”规划[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8(5)：7-15.

[4]金融科技时代编辑部.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j].金融科技时代，(3)：2.

经济增长论文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开始起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发展的速度进步非常大。然而我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出现贸易逆差，经过研究发展，造成逆差的主要原因是商品的出口量没有进口量多，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在正向上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农产品贸易通过影响我国产业的结构，以及对其进行优化，在直接或者间接上促进了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为了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需要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进而促进农村的生产力，提高生产质量，以此来提高进口定价权。

：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经济增长；影响。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也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产业，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粮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农业也是受到了非常高的关注度，因而其成为开放程度最慢的领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农业曾经是谈判的难点之一。最近几年来，我国的农业受到了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国家也在密切关注这些影响给农业带来的不同。中国农业的发展不断享受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利益。但是我国农业自身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土地资源受到限制，农业收益较低，生态效益等问题一直影响着我国农业的发展。

1.短期影响经过专业人员的研究分析，农产品国际贸易对于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影响的主要途径是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变化在国际市场中表现出来，表现的形式比较多样化，但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市场供需。而农产品的价格主要就是有市场供需所直接决定的。所以，农产品国际贸易间接影响着农产品的供需，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供需关系，供需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国际贸易的价格，最终通过链式反应进而影响到农产品的价格。2.长期影响在农产品的贸易链中，改变农业经济贸易状况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变产业结构的增长方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农业经济在所有的经济中占据着最基础的位置，但也是最重要的位置，农业经济是经济发展链中最基本的环节，农业的发展往往能决定其他经济的发展。因而如果农业经济发展受到干扰，导致农业发展较慢，这样的负面发展就会连锁反应到其他经济行业中去，严重影响其他经济行业的正常发展。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农产品经济的发展对整体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农业经济的基础性、重要性，使得各国都非常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如何有效提高农业的发展也成为各国政府所思考的主要问题。所以，农产品国际贸易不仅可以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影响农业经济进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对推动国民经济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经济不仅仅是影响到人们正常的饮食以及生存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其余众多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农业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其他行业经济的发展。农业是中国的第一产业，中国要牢牢把握住这一优势，农产品国际贸易可以扩大农村经济市场，促进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进而影响工业的快速发展，间接解决一部分的人口就业问题，对于维护我国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1.贸易逆差形成并呈扩大趋势我国在农产品进出口量保持增长的同时，进口量已经超过了出口量。在20xx年之前，我国的出口总量远大于进口量，这与当时的政策也吻合。但是到了20xx年以后，农产品的进口量就超过了出口量，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因为国内消费需求不断上升，进口量也在不断增加，进口档次也在上升。以前农产品进出口量基本持平，在20xx年后出现逆差，导致我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形式出现了变化。2.主要逆差产品进口高度集中因为我国地理位置的差异，和周边国家的不同，使得我国主要农产品的进口地和出口地有明显的差异。根据海关提供的进出口数据显示，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国主要是日本、韩国等我国周边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面积较小，自身农产品供给不充足。我国农产品主要进口国主要有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巴西等国，这些国家距离我国较远，环境差异比较大，有些产品必须依靠进口。我国的贸易逆差非常集中，仅从美国和巴西进口的农产品就占到总进口量的一半以上，所产生的逆差也占到总逆差的一半左右。3.大宗农产品贸易失衡决定总逆差从整体来看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出现逆差的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出现逆差，进口量远大于出口量。我国进口的主要大宗商品有粮、油、棉、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20xx年到20xx年，我国的粮油棉糖进口量增长率为百分之百，但是出口量却只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再以大豆为例，从20xx年到20xx年，大豆的总进口量增加了2200万吨，增长率几乎逼近百分之五十，在进口总量所占的比重也是增长了7.5个百分点。这些大宗商品的进口量增长是我国农产品贸易出现逆差的主要原因。

农产品国际贸易对我国cpi的影响cpi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的简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一个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品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国家根据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从国际市场上进口所需的农产品，农产品的价格变动就会影响到国内的产品价格，进而对cpi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些方面的需要显然不能自给自足，还是要依靠进口来维持正常的发展。在这种的社会大背景下，我国需要积极争取国际贸易产品的定价权，积极加入到国际贸易市场的定价活动中，不能再像以往我国被动地接受别的国家的决定，这样才会对我国有一个更加公平的价格环境。第一，我国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国际贸易交易体系，所有有关我国的交易都需要在该体系下进行，我国应该占有主动权和话语权。第二，对外采购要形成合力，尽管各个公司在国外采购产品时是代表自己的公司，但是在外国就是同一立场，都是中国的公司，所以彼此之间需要合作，积极配合，形成较大的团体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提高采购效率。

2.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中国农业发展速度加快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产品的大量涌入，这就会促进经济的提高，但是却不能促进农产品的进口。简单来说，中国农业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农业产品的大量进口，第二是农业产品在进出口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1）农产品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有着一定的关联，经济发展互相影响、互相牵制。

（2）农产品的大量进口以及出口都是与资金的投放有着密切且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与农产品的成本有着一定的关系，除了这两项外，还有例如全要素生产率、作物播种结构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产品的涌入和涌出。在海外销售的农产品也会决定着国内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由此可以得出，中国农业想要快速发展，在贸易数量上要重视成本和销售价格，在贸易结构上要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等。无论是农产品的大量涌入还是大量涌出，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促进我国农业方面的就业或者是相关活动的开启，这些都是国际农业贸易市场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投资。而要实现农业快速发展的有效方式就是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改善资源管理，强化生产体系，在一定层面上提高农业产品的生产效率。

3.农产品国际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我国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在所有产业中占有很高的比重，第一产业的发展核心就是为民众提供更好、更优质的农产品。但是随着农产品进出口的逆差的增大，大量国外农产品进入我国，冲击着我国第一产业的发展。然而，国外的农产品进口却促进了与第一产业相关联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第三产业整体发展速度得到提升。因为第一产业受到影响，一部分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会因为收入不高而放弃第一产业的生产，转而进城投入到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建设中去，这就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数据显示，因为大豆的大量进口，我国除了东北地区以外再很难形成大面积的大豆种植产区，而且在东北地区，大豆生产的范围和规模比起以前也有一定程度的缩小。

1.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在国际贸易市场中，我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但是所起的作用还有待提高，提高我国的地位，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要想提高地位，就必需要提高国产农产品的质量。这也使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所以，政府要发挥重要作用，提高农村的生产条件，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还有就是要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加强相关技术的研究，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最后，对化肥以及农药的使用一定要严加管理，过多的使用会有比较大的危害，这是生产绿色产品的前提。

2.提高国际贸易壁垒应对能力我国要提高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能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要求。相关部门要及时收集国际上的相关信息，及时对国内的农产品生产做出调整。充分发挥出口企业的作用，帮助更多国内的、高质量的农产品销售到国外市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农产品国际贸易对我国的影响也是如此，既能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就是影响第一产业的规模。农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减小，相反，进口贡献率却在增加，这说明农产品的创汇作用在减小，农产品贸易的直接原因就是需求，有可能是国内农产品的欠缺或者是质量不过关等因素造成的。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土地资源也越来越宝贵，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农产品进口数量以及进口贡献率会不断增长。

［1］于伟咏，漆雁斌，韦锋.要素禀赋、配置效率与农业安全生产的研究进展［j/ol］.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16（5）：33-42.

［3］汪艳涛，周文凯，张继红.农产品贸易与农民收入增长：研究述评与展望［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03）：94-100.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论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内容摘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各国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繁荣的对外贸易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焦点。本文在对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并研究了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运行态势。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1亿元迅速上升到的182321亿元,增长了49倍多,年均年增长9.4%。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1%左右提高到近4%,在近30年时间里保持这种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六位。迄今为止,只有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3个经济体在20世纪连续40年保持年均7%以上增速的记录。

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概况。

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的1.1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6.7%。我国的外贸规模已由世界第32位攀升到20的第3位,利用外资也连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截至2004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5600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70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308亿美元。

继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20更是达到14221.2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3.2%,相当于的2.8倍。2005年1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98.1亿美元,创当月进出口总值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0%。2005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5948.1亿美元,增长21%。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与前6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均超过千亿美元规模,与欧盟、美国的双边贸易分别突破2000亿美元。自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连续4年保持20%以上高速增长,2005年继续稳居全球第3位(见图1)。

综合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运行轨迹的趋势基本一致,即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对外贸易也随之发生波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而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往往不景气。由此可见,二者呈现出较为密切的依存关系。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

日本经济学者小岛清的观点是,要揭示贸易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把贸易量的扩大同国民经济的增长加以对比更为合适。因此,本文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上加以分析。

外贸依存度是反映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包括外贸整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与进口依存度三种。就世界范围来看,在当中,世界总贸易依存度为25.1%,发达国家为21.8%,发展中国家为35.6%。货物贸易依存度:世界为20.5%,发达国家为17.4%,发展中国家为30.1%,中国为21.1%。服务贸易依存度:世界为4.6%,发达国家为4.3%,发展中国家为5.5%。

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30%以上,20达到历史的最高峰44%。20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当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51%,进一步上升到60.2%,2004年上升到约70%,2005年上升到80%(见表1)。

表1说明,我国外贸依存度不仅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水平,也高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目前的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为保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出口贸易的问题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结论与对策建议。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具有很明显的时期性。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进口是对经济增长的漏损,进口的增加将减缓经济的增长,加重进口国的失业,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但经济的增长将会拉动进口的增长;出口则是对经济增长的一个纯拉动,出口有利于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国内的就业。

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变动不会引起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大幅上升,加速通货膨胀,此时的国民收入的提高取决于供给能力的改善,这时的进口会增大本国的供给而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进口产品又分为进口消费资料和进口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进口会提高国内的暂时供给,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生产资料的进口能增加国内的长期供给能力,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出口则会降低国内的供给能力,加速通货膨胀,并不能增加国民收入,而出口初级产品和大量的原材料则会降低国内的生产能力,导致国民收入下降,这就是有名的“贸易贫困化”理论。但另一方面,出口能增加进口,从而增加国民收入。

对外贸易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总量和质量。经济发展要求对外贸易的根本任务在于促进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如果对外贸易的发展与这些目标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对外贸易才能实现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对外贸易结构失衡,效益低下。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不合理,大多是附加值低的产品,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尤其是纺织业,大大超过世界水平,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所占比重寥寥无几。因此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是当务之急,了解世界的需求并顺应需求,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质量,增强其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重要途径。

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不能忽略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占有。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主要依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经济管理经验等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和能力,通过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但一个国家的经济若长期依靠“外力”,不加快由导入型经济向内生自主型经济转变,将会给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问题。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国际比较优势,走开放型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以国内市场来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进程加快,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合日趋紧密,全方位的竞争将明显突破地域的限制,我国只有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才能在国际交换中取得最大的利益。而我国的对外贸易才会以更高的速度发展,对经济的贡献作用会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赵娇.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3。

海洋经济:浙江新的经济增长极

管理学院，上海。

93）。

（上海理工大学。

研究发现济南市对这些经济体的吸引力比较占优势，青岛市对相邻沿海城市推测其二者对省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

的吸引力较强。青岛市对内陆经济腹地的经济拉动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山东；经济；引力模型；影响力[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

b

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带动作用，甚至对于周边省域都将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半岛蓝色经济圈与济南市城市群如何在各自内部协调的情况下，开展优势互补和战略合作，形成省内东西部地区分工合理、相互促进、共同繁荣这不仅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的局面。

理论问题。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揭示青岛市济南市在经济建设中的关系。

止，学界对这一区域的研究仍然偏少，不够深入，更少有文章引入数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这一区域做实证方面的研究。相比较整个山东半岛对当地及周边地区区域经济的龙头作用来讲，进一步更深入研究探索是有必要的。同时，有学者研究国内经济差异，认为目前国内区域经济差异主要存在于省内差异与升级差异，其中省际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差异贡献最大，为单独研究山东省域内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被视为同于整个宏观低速领域的重要的基本规律。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将这一基本思想在经济领域做了扩展和应用，提出了比较正式的经济学引力模型，描述了经济体之间的引力与双方经济体的质量正相关，与经济体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关系。

引力模型不但具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具有可靠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如anderson(1979)和bergstrand(1985)从古典贸易理论的角度指出，引力模型所强调的距离因素可以说明地区间居民收入和运输成本的差异；eaton和kortum的研究文献表明，引力模型可以体现李嘉图模型为基础的古典贸易理论；deardorff(1995)研究证实，引力模型同样得自于不存在产品差异条件下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而helpman和krugman(1985)年则证明，引力模型可以从规模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可见从古典模型到新贸易理论，引力模型都可能够得出。

与其核心观点相融合。新经济地理理论对空间和距离因素的重新发现，给予引力模型在经济学中新的生命力。

引力模型成为研究各地区和国家间贸易以及区域融。

一、研究背景。

相望，交通发达，内外交流便利，便于整合利用外资，内有广阔的大陆腹地，经济发展势头一直处在全省领先的位关于济南市和青岛市两市的比较研究，学术界已经有置。

宋殿清(1951-)，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83-。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如何实现增长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不仅是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国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因而，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西方经济学家就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了长期探索，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也先后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边际学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理论等多个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学家们对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进行了探讨和争鸣。

古典学派的“数量扩张”观。

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如何实现增长。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研究了如何增加国家财富和收入，认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在他的增长模型中，产出是劳动力、土地、生产效率和资本的函数，这实质上就是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此外，他还探讨了自由贸易等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一些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稳定程度、法律、制度）等外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之后，萨伊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1814）中明确指出，作为资本的机器以及科学对于财富增长的作用，正是促使许多自然力为人类服务以增加产品种类和数量，从而获得财富积累的真正原因，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此外，萨伊还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say’slaw），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萨伊对经济增长的观点，并从亚当·斯密的谷物增长模型抽象出经济增长过程的一般范式，认为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将其净收入中除消费外的剩余部分追加投入到生产中所形成的资本积累。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一书中，他还提到技术进步、扩大国际分工和促进自由贸易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不同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还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成为早期各国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基础。

约翰·穆勒整合前人研究，认为扩大生产规模对经济增长作用明显，经济增长受劳动、资本、土地、生产效率、教育水平、所有权制度、分配制度、习俗等多种因素影响。他还详细论述了经济增长方程中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三个重要变量不同变化的五种情形。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采用不同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探索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当然，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古典经济学派这一时期对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主要是物质资料的数量扩张。

不同学派百家争鸣。

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增长理论进入百家争鸣时代，一批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方面，马克思继承前人研究，大量论述了资本、劳动、科学技术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建立了动态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他将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前者也称第i部类，后者称第ii部类。每个部门都可分解为用于工人的可变资本，用于折旧的不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包含不变资本和劳动力都扩大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后来的许多经济增长模型都受到马克思的启迪。

19世纪70年代，以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为代表的边际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放弃了劳动价值及总量分析方法，主张边际效用理论（包括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之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现在西方许多经济分析仍是建立在边际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19世纪末，马歇尔在融合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力数量、工人工作效率、财富数量、自然资源分布范围和丰富程度、生产技术水平以及国家公共安全状况共同决定了该国经济增长。马歇尔还把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引入经济学，提出“均衡价格论”，成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随后，新古典经济学派开始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流地位。

20世纪40年代，索洛等人提出了外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从而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后来，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完善，在模型中引入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

1947年，罗伊·f.哈罗德和埃弗西·多马聚焦于资本和劳动来解释经济增长，构建了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与此同时，大量自成一体、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世纪初诞生的旧制度学派（以凡勃伦为代表）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后来，新制度经济学派进一步提出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开创性地将制度变量引入生产函数中，打破了新古典模型仅将劳动、资本作为内生因素的传统模式。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学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主张继承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以及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学，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先河。但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也遭到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猛烈批判，他们全盘否定凯恩斯主义，主张全面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

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提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但对“索洛技术进步残值”的出现并未作出解释。此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探索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以新增长理论为主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兴起，它建立在批判地继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之上，引入收益递增的假定，对人力资本、制度因素以及产权等因素进行分析，重构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路径。

罗默（paulromer）在1986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中认为，企业通过投资增加资本存量的行为提高了知识的水平，而知识的外部效应不仅使其自身形成收益递增，而且也使物质资本和劳动等其他投资要素具有收益递增的特性，正是这种收益递增带来了经济的长期增长。1988年，卢卡斯（lucas）提出了一个以人力资本外在效应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人力资本解释了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虽然罗默、卢卡斯等人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经济增长根本动力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作用的产物”。从实践来看，新经济理论不但成功地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自身经济增长模型，而且阐释了人力资本、知识等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以及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丰富和完善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

总体来看，几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和争论从未停止，研究内容也从单纯的物质资料生产延伸到技术、人力资本、知识等方面。而且，随着计算机技术以及数学的发展，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水平也有了极大提升，数理化的分析开始应用到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也从早期的劳动、资本、人口、财富积累等不断延伸扩展至人力资本、知识、科技水平、制度等多种影响因素。虽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经济学者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探索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论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摘要：本文指出，由于六个宏观和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中国gdp的年均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十年的10%左右下降到今后十年的7%左右。这六个原因包括：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速下降、资金成本上升。我们的使用数量模型估计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如果承认增长潜力的下行，则宏观政策的基本前提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实际gdp增长率下次再降到7%时，就再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应该理解为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不断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

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另外，今后几个季度，即使同比gdp增长速度可能降低到8%左右（环比增长在三季度可能到7％），都只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

引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枯燥的学术命题，但却有十分现实和重要的政策含义，对这个问题的政策反应最终也会影响到每个企业和家庭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的gdp增长潜力只是7%，而政策却人为地将增长推高到10-12%，那就必然要求向经济中注入过多的货币，从而导致通胀、资产泡沫、银行坏帐等恶果。由此而来的经济过热之后则是政策紧缩和经济大幅波动。从经济结构来看，如果增长超出潜力，在经济上行周期内会出现投资过度、能耗和污染大幅上升，随后的下行周期中又必然出现产能过剩。

打一个比方，一定年龄段内的孩子的体重增长是有自然规律的。如果非要他“快速成长，”迫使他超量进食，短期内会使他体重迅速增加，但此后会导致肥胖，最终不得不去看医生减肥。搞得不好甚至会影响其终身健康。再用开车做另外一个比方。汽车在“正常”时速下行驶是最省油（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最不容易损坏汽车的零部件（可持续的）、最不容易出事故（可减少危机的风险）。但是，如果超高速行驶，一时间固然风驰电掣，但驾驶同样距离的能耗反而会增加，机件损耗加大，故障率上升，车辆寿命缩短；更可怕的是，高速驾驶可能会导致车毁人亡。

所以，正确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制定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误判经济增长潜力，就会人为的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结构失衡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如果宏观(总量)政策失当，结构调整就必然面临“两难”。例如，当gdp增长达到12%时，经济规律表明能耗增长必然超过gdp增长，节能减排就自然成为空话。换句话说，结构优化的前提是宏观政策保证经济增长接近潜力、避免大大超过潜力。笔者认为，所谓科学发展，在宏观政策领域的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搞清楚中国的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少。

下文分析了将改变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潜力的六大原因。前三个原因（包括出口、地产和城镇化）主要从需求角度来判断经济增长潜力的变化。此后两个原因（包括劳动力、生产率）从供给角度看增长潜力所受到的制约。最后一个原因（资金成本）则从供求两个方面影响增长潜力。

根据这六大原因，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今后十年的gdp增长潜力很可能只有7%（甚至低于7%），远低于过去十年（定义为1999到）10.1%的gdp平均增速。笔者因此建议决策层在下一个“五年”和“十年”发展规划中将gdp增长预期定在7%。另外，基于这个7%的gdp增长潜力和3%左右的通胀目标，我认为适度的货币和信贷的年增长速度应该是14%，而不是17-19%。过高的货币增长会再次导致通胀、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失衡。

原因之一：出口减速。

过去，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贡献了约3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是今后无法复制的。

第一，中国加入wto，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的配额和关税大幅下降，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在2002到之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其年均出口增长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但到最近几年，中国入世对出口的推动作用已经逐步消失。

第二，发达国家（g3）在过去十年保持了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经过过去两年的金融危机，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长期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8%。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7个百分点。

第三，过去10年，出口行业中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长只有5%，而今年多起罢工事件之后低端劳工工资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按人民币计价的工资增长达每年1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则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增长就达到每年18%。面对这样的成本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如服装、制鞋、家具、电子零部件等）行业将很快失去竞争力，许多工厂将被迫搬到越南、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成本更低的国家。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出口年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明显减速。笔者估计，今后10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很可能只有12%，为过去10年均增长率（23%）的一半左右。

原因之二：房地产需求减速。

过去10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是内需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来源。但是，房地产的这种高速需求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有三：第一、据不完全统计，房改之初，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约为20-30%。10年之后，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比率已经达到70-80%，高于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比率。第二、，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8平米，现在已经达到30平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鉴于这些变化，现有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基本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有显著下降。第三、下文将阐述，中国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由城镇化所带来的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将减速。

基于上述原因，并根据与中国发展水平可比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过去10年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在10%左右），笔者估计，今后10年内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很可能减速到10%，比过去10年的平均速度减低一半。

原因之三：城镇化速度放缓。

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出现“九五”、“十五”时期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这与联合国开发人口署的计算基本吻合。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是，中国城镇化速度在“九五”期间已达到峰值，当时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此城镇化率的增幅将降为年均0.8个百分点。最近的一些实际数据也支持对这个趋势的判断。比如，根据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全省“农转非”数量从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

城镇化速度放缓是人口结构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制造业已经大量向内地迁移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伴随城镇化的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如建筑服务、建材、汽车、通信基础设施、餐饮、公用事业等，其增长也将相应减速。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快速膨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也将愈加显现，例如污染、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土地征用补偿不足、城市产业定位雷同等。例如，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cbd、大广场、度假村、欧化建筑等千城一面的投资建设短期内刺激了地方gdp，但随着城镇化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则不得不改变此类粗放型的规模增长，转向产业配置和城市宜居等精心规划设计，从而放弃部分经济增长速度而提高增长质量。

总体而言，城镇化速度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将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降低gdp增长的潜力。

原因之四：劳动力增速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资本的.高速积累和技术进步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我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样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p的研究认为，在1983到间，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

1980年至今，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和大规模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农民工进城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都预期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前后达到顶峰，之后第一文库网将逐渐减少，因此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将大幅减少。今后我国gdp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根据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研究结论，中国人口红利在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则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现实生活中，高考报名人数已经开始逐年下降，农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断下降，使得初级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增长。

在企业层面，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劳动力绝对供给水平的下降，工资增长的压力也必然上升。另外，上国民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明显恶化导致的社会压力，将迫使政府将不得不大幅度、持续地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养老金的标准。劳力成本增长的加速会导致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的减速。虽然工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但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显示，工资增长对gdp的净影响是负的。

综上所述，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将在未来10年内将导致gdp增长潜力的下降。

原因之五：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

从供给面看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等）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过去，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达到年均3%左右。但这个生产率增长速度在今后也将难以持续。

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200美元，2年之后将超过5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明显低于5000美元时，由于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与发达国家，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即通过引进外来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就可以实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是，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再靠简单“复制”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就会明显下降。我们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如法国、韩国、台湾、日本、巴西）的经验发现，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的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前十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当然，不同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很大。在30年以前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大幅减速。过去30年，只有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从“发展中”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例如韩国的人均gdp从5000美元（按美元不变价）翻了四倍，达到现在的20000美元。相反，许多拉美国家在30年以前与韩国的人均gdp相当，但在过去30年之内几乎原地踏步。比如，按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巴西的人均gdp在1979年到20之间累计只增加了29%，这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

这个陷阱的背后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率增长的缺失。在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gdp水平之后，生产率提高的的主要推动力就必须从“拷贝”转向自主创新，而拉美没有做到。韩国过去30年间，人均专利注册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巴西的人均专利注册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3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是巴西难以维持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的人均专利注册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这比巴西好一些，但远远低于韩过去30年的水平。除非中国能将自主创新能力成倍地提高，否则很难重现韩国在人均gdp在超过5000美元后所保持年均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中国对知识产权不加大保护力度、自主创新受到抑制，“拉美陷阱”就可能是前车之鉴。

原因之六：利率将逐步提高，从而增加投资成本。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按揭利率都呈现出严重的实际负利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实际利率也呈现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持续偏低的倾向。用过去10年的平均数据计算，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存款利率减cpi同比增长率）在我们所比较的六个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美国、印度、英国、台湾、韩国）。中国的长期实际存款利率只有0.8%，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接近2%。同时，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名义贷款利率与gdp平减指数年增长率之差）也在所比较的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的长期实际贷款利率只有2%左右，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则接近5%。

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共识是，实际利率过低，表明资金成本相对投资回报率或产品、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过低，就会导致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一点已被国际实证研究所证明。我们用20多个国家过去2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实际利率与通胀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表明抑制通胀要求提高实际利率。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实际利率过低，会导致和加剧通胀和地产泡沫；另外，负的实际利率会加剧通胀预期。因此，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则要求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升。

另外，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将增加对消费和通胀的上行压力，从而迫使利率上升。人口老化也将降低储蓄率，从而推高利率。最后，随着资本帐户的逐步开放，中国的长期利率将开始出现与国际长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目前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仅为百分之3点多，远低于正常情况下美国国债长期利率5%左右的水平。

综上所述，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也将会逐步提高，而利率的上升将推高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增长和gdp增长的潜力。

上述六个原因对gdp增长潜力有多大影响？首先，我们用最简单直观的分析办法判断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出口减速和房地产增长减速――带来的影响。然后，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估算这些原因多gdp增长的总体影响。

出口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5个百分点：如前所述，出口增长减速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3%下降到今后的12%，减速11个百分点。历史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出口增长减速7个百分点，中国gdp增长就会减速1个百分点。所以，出口减速1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gdp增长潜力下降约1.5个百分点。

地产需求增长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2个百分点:?如前文所述，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0%下降到今后的10%。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12%，假设地产需求与地产投资增长基本一致，则需求减速10个百分比就意味着gdp增长减速1.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地产投资减速导致的产业联带效应，则对gdp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仅仅由于出口和地产需求减速这两个因素，就已经将中国的gdp增长潜力从10.1%降低了2.7个百分点至7.4%。城镇化的减速从需求面来看对gdp增长潜力还有额外的的负面影响。同时，劳动力的下降、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资金成本的上升等对gdp增长潜力还有来自供给方面的负影响。[2]?所以今后十年gdp增长的潜力很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在今后十年的后半部分增长潜力甚至可能低于7%。当然，保障性住房、新能源建设等政策可能提供一些新的支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我们估计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和新能源方面的支出增长的加速基本上会被今后对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减速所抵消。

我们的cge模型表明，gdp增长潜力会下降到7%：为了比较系统地量化上述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模拟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形。这样就可以将对需求和供给面的各种冲击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内综合考虑。基本假设包括：与基准情形（即过去十年所经历的年均10.1%的gdp增长的经济环境）相比，今后十年的（1）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个百分点；（2）劳动力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2个百分点；（3）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偏好变化，导致地产销售增长比基准下降约10个百分点；（4）在出口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国外对中国出口的年均需求增长下降12个百分点；（5）资金成本比基准提高1个百分点。上文提到的城镇化放缓的部分影响已经反映在房地产增长减速中，但城镇化减速带来的其他服务需求的减速则比较难量化，暂时没有在模型中处理。

在上述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显示，gd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情形约下降3.1个百分点，使得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到7%左右。结果与我们前文的判断基本吻合。

宏观政策含义。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7%，而不是曾经经历过的10%。gdp增长如果降到7%，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因此，不应该继续将8%作为今后的gdp增长的官方目标和增长的底线，更不应该将9-10%作为实际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

笔者估计，今年三季度gdp环比增长会降到7%；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也很可降低到8%左右。但这些都仅仅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准确判断增长潜力对货币政策有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从更长期看，在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几年以后m2的增长速度恐怕只需要高于名义gdp增长2-3个百分点，届时12-13%的m2和贷款增速就足够了。

如果政府确实担心gdp下行到7%时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对策应该是加大社保支出，而非政府主导的投资、货币扩张和重新启动地产泡沫。

注：

[2]注意，来自需求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不能简单叠加。比如，如果需求下降3%，而相应的供给同时下降3%，则对经济的影响就是3%，而非6%。在本文研究的六个因素中，出口、地产、城镇化基本属于需求面因素，劳动力、生产率基本属于供给面因素，资金成本则同时影响供需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