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的党史故事大全（15篇）

范文是一种学习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的写作风格和结构。下面提供的是一些经典的总结范本，希望能帮助到大家的写作过程。

党史经典故事

5位战士渡乌江。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只竹筏同时强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

伟大的人物刘胡兰的故事，小时候就听爸爸妈妈讲过。刘胡兰这光辉的名字早就铭记在我的心里，我盼望早一天能读到这样一本关于刘胡兰的书。

今日我最终有幸地读到了这本书，我被书中的刘胡兰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心灵震撼很大。

刘胡兰，一个仅有15岁的小女孩，表现出来的是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对人民、对其他革命同志忠心爱戴，应对敌人的屠刀脸不改色心不跳，最终献出了自已年轻的生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我最受感动的是：刘胡兰在就义前两眼闪着光，并且瞪得圆圆的。似乎在向人们诉说：她要亲眼看到敌军的灭亡；看到自已的队伍胜利归来。这是多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啊。

15岁，是一个花样年华。15岁，我们还在父母身边享受着天伦之乐！无忧无虑地学习着、生活着！可是，刘胡兰，却被敌人屠杀，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纪念刘胡兰时写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对刘胡兰英雄事迹的高度概括。

虽然刘胡兰牺牲了，可是她的爱国爱民的光辉形象与不屈不挠的精神，一向在传颂着，正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人民的富裕、国家的昌盛，为实现共产主义英勇奋斗！

读了这本书，使我懂得一个道理：我生长在和平年代，没有了销烟，没有战争，这样的环境是千千万万个像刘胡兰姐姐一样的革命英雄经过抛头胪、洒热血换来的。此时此刻我们更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啊！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决心从小要好好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炼就过硬的本领，正确树立世界观和人生观，不断磨炼自我的意志，严格要求自我，身体力行，使自我向一个正确的目标迈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0、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21、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22、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25、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2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29、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30、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31、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32、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33、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50岁的生日。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刘伯承得知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的各报记者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希望他谈一下自己的经历，都被刘伯承婉拒。被泼了冷水的记者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

34、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35、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36、1942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过之后，热闹一天的孝感季店乡马家湾总算静下来了。这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队伍悄悄地向这儿开来……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37、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38、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务活动中更显示出了一个伟大女性的崇高风范，获得普世尊敬。为了便于代表党的统一战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党中央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宋庆龄一生得到了很多头衔和荣誉，但宋庆龄却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情有独钟，一生曾三次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这说明在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要光荣都要重要。不仅从宋庆龄入党的次数，而且从她知道自己入党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她对党员身份的渴望。宋庆龄1937年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当听到联络人对她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后，她表表现地特别高兴，还要请联络员吃饭。就是在她病危中，当听到中央已经批准自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眼含热泪。宋庆龄一向给人的感觉是坚毅和刚强，但当她听说自己入党后的眼泪说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动，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对她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39、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40、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41、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43、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44、上世纪60年代，为回笼货币，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价买了一床毛巾被，谁知第二天就降价了。花了冤枉钱，陈云却对妻子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讲。

45、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46、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47、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48、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49、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48次下榻东湖宾馆，主席诗意地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在湖北停留期间，领导人每天吃什么?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1960年5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个月不吃一块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点味精。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哩……”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主席都没有忘记娃娃菜。

50、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毛泽东一生热爱山水，工作之余，登山是他的一大爱好。拐杖，成为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他对拐杖没有什么讲究，不管木制的还是竹制的，只要合用就行。在众多拐杖中，他特别喜欢一根竹拐杖，这根拐杖来自杭州丁家山。

毛泽东喜欢杭州，称杭州为第二故乡，生前先后40多次来杭州。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登丁家山，上山前，随行人员没有带拐杖，就到附近农家砍了一根竹子，简单处理了一下，当作拐杖，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散发着清新竹香的拐杖上山。途中，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了，郑重地问工作人员：“这根竹子有没有付钱?”工作人员回答说：“老乡本来不收钱，但我们还是付了。”毛泽东很高兴，赞扬工作人员做得对。毛泽东对这根拐杖喜爱有加，上山后吩咐工作人员不要丢掉，要带回北京去。

后来，无论是在中南海散步，还是外出视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根未经雕琢的拐杖。作为。

党史经典故事

中共党史是政党史，是专史，它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31日，红三军团及红十二军突袭建宁城，共击溃国民党军刘和鼎师4个团。至此，红军15天横扫700里，连打5仗，消灭国民党军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缴获山炮4门(两门为白沙战斗中缴获)，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在建宁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光辉诗篇。

31日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建宁城红三军团驻地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利用缴获的山炮，组建红三军团山炮连和红一军团山炮连。红一、三军团山炮连在建宁组建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为了提高山炮的作战效果，决定建立炮兵训练基地，培养优秀的炮手，地址就设在溪口北郊凉伞坑的百丈台。从此，百丈台上军号嘹亮，红军炮兵战士刻苦学习军事技术。

山炮连建立之初，山炮少，炮弹更少，每一颗炮弹都显得十分珍贵，不能随便浪费。训练时是没有炮打的，新炮手只能在实战中由老炮手现场指教。因此，炮手们平时就要苦练过硬的本领。经过严格的训练，红军炮兵战士个个顶呱呱，称得上神炮手。

红军有了炮兵如虎添翼，山炮在攻防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0月，总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签发了《建黎泰战役计划》，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序幕。10月18日下午，攻打建宁的战斗打响，攻城部队是红一军团。敌周志群部依仗着坚固的城墙和精良的武器，企图负隅顽抗。红军从建宁城北门发起攻击，红军用山炮轰开了一个大口子，敌人被炸晕了头，纷纷朝城内逃窜。红军又用山炮沿着敌人逃跑的方向延伸射击。炮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建宁战斗很快结束，红一军团击溃建宁县城守敌周志群部的第二团，缴获枪支500余支，俘敌官兵400余人，占领建宁城。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从江西广昌移师建宁、指挥建宁阻击战。1934年1月29日，国民党派出飞机轰炸红军阵地，向邱家隘防线进攻。7倍于红军的敌军轮番进攻，山头上炮火纷飞，子弹呼啸。红军指战员沉着应战，红军的山炮派上了用场，待敌人发起冲锋进入了最佳射程才开炮，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只可惜山炮数量少，炮弹有限，在防御战中只能起辅助的作用。

建宁溪口凉伞坑的百丈台是红军第一个山炮连诞生地。关于百丈台还流传着一首红色民谣：“百丈台，百丈台，红军炮兵射击台，白军官兵断魂台!”

一台水力轧花机1922年，21岁的陈毅回乡时，做过一件至今仍被乡亲们传为佳话的事情。

当时，农村极为落后，只有一些人力驱动的前清时安装的农业机械。以轧棉花的机子为例，需要3到5个壮劳动力轮番上阵才能驱动，且效率十分低下。

一日，陈毅步行于羊岔河畔，看着潺潺流水，突然想到村里的轧花机太过笨重，费时又费力。为何不为乡亲们改装成水力驱动？也正好将学到的知识用之于民，让乡亲们认识到科学与知识的力量。

陈毅很快便将想法付诸实践，经过试用，陈毅改装的轧花机不仅省了劳动力，轧棉花的效率更提升了一倍多，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赶来“看稀奇”，面对大家的啧啧称赞，陈毅格外开心。随后，他向留法的同学蔡和森去信，申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不久之后，他收到了蔡和森的回信，组织已经同意他的请求。1923年初，陈毅离开故乡。

从此，坚定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如今，这台水力轧花机仍然保存在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中。

1、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2、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3、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

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的事是没有的。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辨别真伪、是非，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陈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中共七大上给自己算一算账”

在中共七大上，陈云在大会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当中央委员即从三中全会到七大这十多年中的革命经历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剖析。陈云认为，在这次会上给自己算一算账，是需要而且有责任的。他说：“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我都举了手。这个错误不能怪别人。”

反思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误，陈云一点也不给自己留面子。

第一条教训就是政治落后。他说，承认这个落后，就是要更进一步赶上去，就是要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第二条是当大官的态度。陈云说，当大官就要注意当的官是什么性质的官?对于革命全局的利害关系多大?这一点要考虑。再就是担任这个官配不配?在参加了中央以后，老实说，那时认为中央委员还容易当……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担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浃背，这是一个大教训。一个人做了大官之后，切记自己担子有多重，要估计这个担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领就是有多大本领。不要挑了担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涂了。

接着，陈云又总结了七年组织部长期间的两条教训。一条是叫做自由主义，一条叫做没有群众路线。自由主义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活的，要看干部的思想意识，哪些东西对党有害，哪些东西对党有利。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至于群众路线，在审查干部中学会了，这是一个法宝。其实很简单，人多能成事，一个人只有两只眼睛，只有两只耳朵，后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见，为什么不让大家来搞，特别是负责干部来搞，只有大家起来搞才能搞好，这是一个教训。

陈云在七大上的检讨，不仅反映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对工作的深谋远虑。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还要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仅要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要学习掌握辨别是非的方法。

“辽东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1948年3月29日，东北局专门召开重点总结各地土地改革工作的书记联席会议，陈云出席这次会议并认真检讨了辽东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说：“辽东土改打击面宽了，南满分局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我。”十几天后，陈云郑重地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陈云再次坦诚地说：“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

原来，陈云就任南满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后，将土改运动视为巩固和发展南满的重要条件，领导南满军民一边战斗，一边在新收复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运动开展3个月后，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土改运动开始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11月以后出现了“左”倾偏向并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达到高潮。

尽管《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已经有了许多“左”的规定和偏向，尽管“左”倾偏向泛滥时陈云已经离开辽东，但是，陈云还是认真地进行了检讨。

最后东北局对辽东土改问题作出的基本结论是“辽东的土改，成绩是基本的，只是在对待中农的个别问题上犯了错误，但陈云已作了充分自我批评并已经得到纠正。”

1983年编辑出版陈云的文选时，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应当做自我批评。”

“大家吃不饱肚子，我负有责任”

1961年，陈云在上海青浦区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时，面对家乡人民群众，陈云不仅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据同去调查的随行人员回忆，陈云在农村干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的“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农业发展困难，粮食紧张，甚至出现饥荒。面对全国性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领导人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调整原有的政策和计划。为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实，在此之前的一个月，陈云已到河北、山东等地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研究活动。接着，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办法。下半年，陈云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作进行了调查，范围包括上海青浦、浙江嘉兴等等。

对于这次调查，陈云在晚年的时候还常常提起。他说，确实，这些年来，我自己有一条很深的体会，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说：“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因此，“在两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可以承认错误，这就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无疑体现了他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三次检讨，时空不同，目的不变，那就是实事求是，执政为民。

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

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个小红军叫小兰。小兰才13岁。她的爸爸、妈妈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尽了地主剥削和打骂。

后来，红军来了，小兰跑到部队，说什么也不离开红军啦。红军长征的时候，小兰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小兰扶着伤员，紧跟着部队，小心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条小河，河上用树干临时搭起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小兰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紧紧扶着伤员说：“同志，该过桥了，慢慢走！”谁知道，走到桥中间，那个伤员忽然咳嗽起来了，脸涨得通红，身子直发抖，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兰连忙使劲扶住了他。可小兰肩膀上那袋麦粉却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滚了几下，就冲走了。小兰愣住啦，她小声地叫了一声：“哎呀，这可怎么办呀？”伤员看她望着河水直发愣，就问：“小兰，什么东西掉到河里了？”小兰连忙摇摇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掉。咱们走吧！”这时候，看护长从后面走过来了。小兰告诉她伤员咳嗽得很厉害。看护长双手扶住伤员说：“好，到前面找医生看一看。”她见小兰好象有点什么事儿的样子，又问：“小兰，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没有。嗯……”小兰把刚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她想：不能把丢米袋的事儿说出来。要是同志们知道了，准会把自己的粮食捧出来给我吃。大家的粮食都很少，我怎么能吃他们的呢？不，我要坚持！

晚上，部队休息了。小兰怕大家看见她尽吃野草，就跑去给伤员换药，洗绷带。等大家吃完了东西休息了，她才煮野草吃。这样过了几天，小兰的身体就不行了。小兰醒来说：“看护长，我自己能走，快让我下来！”央求了半天，看护长才把她放下来。小兰咬紧牙，坚持着走到了傍晚。等大家休息以后，她又躲到一边煮野草吃去了。这时候，看护长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小兰，你身体好一点了吗？哎，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煮东西吃？”小兰赶紧用手遮住瓷缸：“我煮好东西吃，不让你看！”“好！我不看。”看护长嘴上这么说，趁小兰不注意，一下把瓷缸抢了过来，一看：“哎呀，小兰，你怎么光吃野草，一点麦粉也不掺呀？”“路还远呢，留着慢慢吃呀！”“你的米袋呢？”小兰拍拍挎包说：“这不是吗？”看护长奇怪地问：“你为什么放在挎包里呀？”“米袋破了个洞，怕麦粉漏出去！”“拿来！我给你缝缝。”说着，看护长一把夺过小兰的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野草。她愣住了。“小兰，你的麦粉呢？”看护长听了说：“哎呀，小兰，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们一起参加革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你没了粮食，大家应该帮助你呀！”说着，看护长从自己的米袋里，抓出一把麦粉，放进小兰的缸子里。“你先吃吧，我马上去报告首长。”不一会儿，小兰丢粮食的事儿，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了。同志们立刻提着米袋走了过来，你一把他一把地直往小兰的挎包里装。小兰忙摇手说：“不，不，谢谢大家……”这时候，那个伤员拄着拐杖走过来，拿着一点粮食，激动地说：“小兰，你为了救我，把粮食丢了。我这一份你一定要收下。”同志们都说：“小兰，你收下吧。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也得把你这个小红军带出草地。”小兰呢，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收下了大家的粮食。小兰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背景故事链接：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看到徐家简陋的床铺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条破棉絮，她们便拿出仅有的一条行军被，和徐解秀以及她一岁的儿子合盖。几天后，部队临行前，3名女红军执意要将行军被送给一贫如洗的徐解秀，但徐解秀说啥也不肯接受。你推我让之际，一位女红军用剪刀将被子剪成两半，将半条被子交给了徐解秀。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翻译《共产党宣言》——编者注)。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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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是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担任过《辞海》总主编。1920年4月底，陈望道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5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稿带至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并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随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等相继出版，截至1926年5月已刊印17版。

甘祖昌与龚全珍的故事。

我向大家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同志，她是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红军、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但他坚持回农村当农民，龚全珍同志也随甘祖昌同志一起回到农村艰苦奋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当选了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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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被子”的故事。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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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看到徐家简陋的床铺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条破棉絮，她们便拿出仅有的一条行军被，和徐解秀以及她一岁的儿子合盖。几天后，部队临行前，3名女红军执意要将行军被送给一贫如洗的徐解秀，但徐解秀说啥也不肯接受。你推我让之际，一位女红军用剪刀将被子剪成两半，将半条被子交给了徐解秀。

英雄母亲邓玉芬。

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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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芬，1891年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水泉峪村，后嫁到密云县张家坟村，一生务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舍家纾难，无私奉献了数位亲人的生命，被当地人民誉为“当代的佘太君”。

三千孤儿入内蒙。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重点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特别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维护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上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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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翻译《共产党宣言》——编者注)。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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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是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担任过《辞海》总主编。1920年4月底，陈望道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5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稿带至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并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随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等相继出版，截至1926年5月已刊印17版。

“半条被子”的故事。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延安“窑洞对”

延安“窑洞对”又叫“窑洞之问”。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谈到“朝代更替、循环往复”话题时，发出了著名的“黄炎培之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窑洞之问。”

（点评：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延安“窑洞对”太重要了，毛主席用一个民主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天下！）。

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当街骂毛泽东的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一般人肯定会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毛泽东却非常冷静，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看到后陷入深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当晚叫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主席。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生怕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还要他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显好转。

（点评：有错误了，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共产党员的人格风范！）。

耿飚之问。

耿飚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当年的“杨罗耿”，曾经横扫千军，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讲他的金戈铁马，写他的赫赫战功，却说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点评：耿飚之问，被誉为中共党史继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和延安“窑洞对”之后的三大问！忘记背叛群众的人，人民绝不留情唾弃他！）。

《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其核心是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国家倾覆和李岩的悲剧命运，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胜利后的骄奢。

1944年4月至5月间，毛泽东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点评：毛泽东据此提出了著名的——进京赶考说！不骄不躁，全党同志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叶剑英两次挽救党。

第二次：南昌起义。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业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叶剑英在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回合。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点评：叶剑英，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好多人就不认可，说叶剑英凭啥能授予元帅军衔。我说你真不知中共党史，知道了你就会明白，哪怕十大元帅其他九人都不给，也要给叶剑英！叶剑英的另一次挽救党和国家命运的便是，协助华国锋等人彻底粉碎四人帮，这一丰功伟绩中，叶剑英应该是起决定作用的。说协助，是因为华国锋当时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充分证明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打不败胡宗南坚决不过黄河。

1947年2月，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实行重点进攻。蒋以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锐部队25万人围攻陕甘宁边区，而彭德怀统率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2万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边区形势非常严峻。为了诱敌深入，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并将中央领导机构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当时留在中央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共800人。毛泽东要以这800人转战陕北，以“蘑菇战术”拖垮胡宗南的20多万精兵，粉碎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转战陕北，酷似长征。党中央辗转行军，大迂回运动，在强大敌人紧逼追击下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在千山万壑中引领胡军“武装游行”，从一个沟壑转移到另一个沟壑。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毛泽东率部刚走一会儿，敌军就进了村。这种险情时有发生。因此，作为中央支队负责人的任弼时提出，还是过黄河暂避一下。但毛泽东坚持不同意，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我要留在陕北，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过黄河。胡宗南正希望我过黄河哩！我不过黄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别的战场，减少别的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在这里消灭他。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转战陕北一年，既稳定了党心，也使蒋介石在河东消灭中央的图谋泡汤。

（面对那么多的强敌，毛泽东就是不过黄河！目的就是为了牵制胡宗南！为了党和人民事业，全然不顾及自己性命，这就是领袖的魅力所在！）。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鬼都不上门”挨整日子。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还同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然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失去了军权。此后,毛泽东不断挨整，处境更加艰难。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两三年”，是毛泽东事业上遭受的最大挫折。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中共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为了排除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障碍，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左”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临时中央的这些做法，令人寒心，不少人有所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传》写道：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毛泽东在挨整的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虽然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但还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至少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1、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2、大力抓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3、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4、领导中央苏区的反贪立法工作。5、时刻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发展,不断提出军事建议。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除以上五件大事外,毛泽东还利用这段时间,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1957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不悲观，不消极，不懈怠，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等待中学习，“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为“天降大任”做着积极的准备。

（我们都有不顺心的时候。每当失意不顺心了，不妨看看我们最为崇敬的毛泽东，他是怎么对待的！万不可发不完的牢骚，意志消沉，有的甚至丢了初心而开始贪腐，走上不归路，有的甚至背叛了初心而背叛革命，如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七大元帅拼死救毛泽东。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在这次斗争中，七位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开国元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朱德、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和徐向前。

朱德。

在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活动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边，是极具分量的。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同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期间张国焘百般刁难，朱德不顾个人荣辱，沉着冷静的与之巧妙周旋。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辞拒绝。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还要求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想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用事实向张国焘力争。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在遭到拒绝后便开始漫骂和攻击，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张国焘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朱德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见对朱德无计可施，张国焘便想赶走朱德，说“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果断地回答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知道只有留在部队里，才能及时掌握张国焘的动态，以便应对。当朱德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言辞一点也不为过。

刘伯承。

红军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曾派刘伯承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面对张国焘妄图攫取军权的咄咄逼人的言论，顾全大局，不漏声色，以不变应万变，之后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研究对策。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左路军行动，他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反击顶撞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气急败坏，加强了对刘伯承的警卫，实际是将刘伯承看管起来。后来又撤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即便这样，刘伯承仍同张国焘斗争，还做好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的准备。张国焘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后，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洗脑，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决定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下策。为了加重同张国焘斗争的砝码，刘伯承向朱德建议，决定同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在说服张国焘同意后，朱德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从而使斗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贺龙。

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他与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当时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军团拉向自己，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欢迎会上，贺龙便给张国焘来了个下马威，贺龙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贺龙为了削弱张国焘的力量，还采用了釜底抽薪之计，他对张国焘说红二、六军团损失不小，要张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抽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二、六军团中去，从而削弱和分散了张国焘的实力，为最终斗争的胜利加重了砝码。

聂荣臻。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和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吃饭，企图拉拢二人，挑拨党内关系，宣扬他的南下方针。席间张国焘诱之以利，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聂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会心一笑，说：“我当然也要。”不过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聂荣臻警觉起来。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是什么态度。陈昌浩这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意思无非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给了陈昌浩一个软钉子。林彪与张国焘走得很近，显得很亲热，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意图很明显：一是封官拉拢，二是分裂瓦解。这也让聂荣臻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不惜与林彪吵翻，劝林彪要防止一军团被张国焘吃掉。由于聂荣臻等人立场坚定，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方针，弄得张国焘离间不成，最后只好公开向中央要权了。

叶剑英。

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会和。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彭德怀。

党史经典故事

“喝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每当听到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瑞金的那口红井。那甘甜清澈的井水哟，至今源远流长，沁人心脾。其实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息息相关的还有两口井，同样恩泽一方，口口相传。

距江西永新县城39公里的三湾村，仅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深不过两尺，供全村人畜饮用，要是遇上干旱天，村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前委书记毛泽东从文家市转兵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进了三湾村，住在协盛和杂货铺，开始着手总结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酝酿策划部队下一步的发展大计。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路上踱步思考问题时，恰巧看见伙夫挑水走过，发现桶里的水浑浊不堪，随即到井边看个究竟。只见井小人多，泉水刚流出来就被人舀走了，部队驻扎在此用水将更加困难。

“饮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要及时予以解决。”正筹划起义部队下步发展方向的毛泽东，对这样的小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傍晚时分，飞鸟归林，霞光四射，他带领几个战士从当地老百姓家里借来锄头、铁锹，带头卷起衣袖和裤脚，跳下井里清理淤泥，还对井进行了加深拓宽。考虑到部队人多，用水需求大，他又带领战士紧挨着老井挖了一口新井。为优先保证当地村民的用水需求，毛泽东让战士们在两口井中间用砖头石块砌了一堵墙，规定部队只能饮用右边的井水，左边的井水留给老百姓用。

这两口井紧靠山脚，为了防止山上的污水和杂物流进井中，毛泽东第二天又带人用砖头和石块在两口井的周围砌了堵墙。后来村民们称之为“红双井”。这两口井每天汩汩地冒出清澈甘甜的泉水，祖辈缺水的难题彻底解决了，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对毛泽东和红军更是敬佩和感激，热情捐款捐粮，为部队带路送情报。

就是在这小山村水井不远处，34岁的毛泽东气宇轩昂地站在会师坪的青石台阶上挥动巨手，以叱咤风云的雄才伟略，将秋收起义的部队由师整编为团，首次提出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营、团设立党委，班、排建立党小组，这就是我军著名的“三湾改编”。

如今，90多年过去了，“红双井”的水质依然清澈，不同的是当年的鹅卵石围墙已经换成了水泥围墙。这两口井也按一比一的比例，搬进了“三湾改编纪念馆”。每天馆中的讲解员都向南来北往的游人介绍这井的来历，讲述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当年为群众办实事的感人故事。

白霜如雪，寒气逼人。1932年10月，因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的毛泽东策马简从，翻山越岭，来到福建长汀疗养，住在汀州福音医院。这一住就三四个月，他这是第7次到长汀了，也是在此停留最久的一次。

福音医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卧龙山脚下，山腰有口年代久远的水井，毛泽东每天早上都和周围群众一起到老井里取水洗脸、洗衣服。当发现这口老井因长年没有清洗、水浑浊不堪时，刚刚被撤掉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为革职的事而郁郁寡欢，而是依然心忧百姓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当天，他就带着警卫员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这口老井清洗得干干净净，周边的杂草也割掉了，令老井焕然一新，群众取名为红井。

水清井净，山下来打水和洗衣的群众越来越多，毛泽东常在老古井旁和群众聊天，了解社情民意。他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汀州苏维埃政府只注重扩大红军，而忽略了群众的生活疾苦等问题，便不顾身体有病，在福音医院休养所的卧室里，秉灯夜书，起草了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特意向时任福建书记叶飞打听，汀州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叶飞询问了长汀县政府后，回复毛泽东：长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群众还在使用这口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

井知人意，亦有灵性。岁月年轮走过80多年，这口水井今天依然清澈见底，附近的群众尽管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每天仍有人来此挑水洗衣。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来沙洲坝。住在农民家的毛泽东正处在一生最落寞压抑时期，信息闭塞，大事管不了，他却做了一件“小事”，让当地群众至今都记得他。

毛泽东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沙洲坝人一直都在饮用涝坝污水，既难以下口，又不卫生。问他们为何不挖口井，皆摇头不语。“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原来干旱的沙洲坝，被风水先生说成是条旱龙，不能打井，如果打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天生不信邪的毛泽东不相信沙洲坝挖不出水，决计给村民挖一口井，解决村里这个老大难问题。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当年从韶山冲走出的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挖井的地点是他自己选的。这天东方刚露鱼肚白，毛泽东领着警卫员来到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先用锄头刨了一个圈，定下了井位，接着便抡起锄头挖起来。他让警卫员通知驻地机关的同志一起前来挖井。毛泽东一边挖井，一边乐呵呵地对大家说：“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可我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一席话逗得大伙都乐了起来。几天后真的挖出了水，一股泉水悄然涌出。大家高兴地下到井底，铺上一层薄薄的石子、石灰和木炭，让水变得更加清澈，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就这样挖成了。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井。小小一口井，贮满清泉，也贮满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深情厚意。

红军撤出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井填掉，群众一次又一次把井挖开，每天依然喝着这井里的水。亲人不在了，红军远走了，然而井还在，井里的水依然清澈、甘甜、旺盛，喝井水的人依然挂念着挖井的人。

直到1956年，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派中央慰问团来瑞金慰问，当时的沙洲坝人为了迎接慰问团的到来，对毛泽东当年挖的这口井稍微做了修整，在边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这个故事后来收到小学课本里，亿万少年儿童通过《红井》这篇课文，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领袖爱人民的浓浓深情。

如今，红井享誉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红井水哟，甜又清……”一曲《红井水》唱遍了大江南北。甘甜的红井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儿女。这一口口红井是一座座桥，党和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这一口口红井是面明镜，映照出了党和红军与群众心心相印的优良作风;这一口口红井涌出的并非普通的泉水，而是共产党人为百姓挖的幸福之水。

汕头红色故事心得体会感悟

汕头是广东省一个有着悠久革命历史的城市，这里孕育着一批批杰出的革命先烈和红色文化。在近期访问汕头期间，我深入了解了汕头红色故事并深受触动。在此，我想分享我的心得体会和感悟。

汕头红色故事以追寻华侨革命先驱黄兴的足迹为起点，讲述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汕头的不朽历史。在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民族英雄和他的同志们为争取国家独立自由而不畏权贵、坚持斗争的精神，这也成为了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们的强大精神支撑。

汕头红色文化是指在长期革命斗争历程中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包括了即将成立的岭南大学、广东人民革命军政府主席府等许多红色历史遗迹。这些文化符号代表了汕头独特的革命文化，并成为了我们认识汕头和崇尚红色文化的窗口。

第四段：我的感悟。

在我的眼里，汕头红色故事和红色文化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再现。同时，我想起了我的父辈，他们在那个动乱与艰苦的年代、在民族和历史关键时刻拼搏、牺牲，在惊惧与黑暗中为我们打下了一个幸福生活的基石。身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在缅怀历史丰厚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肩负起奋斗的使命，不辜负曾经的拼搏和革命烈士的付出。

第五段：结语。

汕头红色故事在不断地向世人诉说着为民族苦难而奋斗的革命历程。红色文化是不可磨灭的精神标识，凝聚着一群“为了中国”而奋斗的革命先烈。希望更多的人来汕头领略那段英勇而崇高的革命历程，感受到汕头独特的红色文化气息，同时在革命先烈的肩上继续奋斗，对得起前辈的付出，为民族的繁荣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努力。

党史故事

尊敬的教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喜爱上了阅读红色故事和革命诗歌，从那里我了解了近代中国历经磨难的风雨沧桑，感受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曲折历程，也明白了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抗争的热血豪情。

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夏明翰，每个熟悉的名字都让我们难以忘怀，长征、抗战、解放、改革，每段历史都给我们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故事。从红色经典中我读懂了万里长征的艰苦卓绝，读懂了林海雪原的孤胆雄心，感悟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活力豪迈，也感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大气磅礴。长征路上的严峻险阻，八年抗战的艰难困苦，白色恐怖下的千回百转，南征北战的荡气回肠，一篇篇感人的故事，一首首雄壮的诗篇，是镌刻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朽丰碑，是见证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历史画卷。

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感慨万千，展望祖国的明天，我们信心满怀。红旗飘飘，党旗猎猎，祖国欣欣向荣，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正满怀喜悦和期望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高山仰首，大海扬波，大地溢满了新世纪的朝晖。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要感激历史的选取……1921年7月，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传出巨人的呐喊，犹如春雷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雄狮，拔开了数百年来笼罩于千万仁人志士心头的迷雾，亮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点燃了神州大地上的星星革命之火。从此，炎黄子孙们的梦想有了归依，有了值得托付的导航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后的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共产党又带领我们走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几代中华儿女聚集在鲜红的旗帜下，挥舞着银镰披荆斩棘，奋发进取，为铺就强国之路，用实践的巨笔描绘出一幅幅崭新的画卷，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100年的光辉历程，走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亚洲睡狮已经雄起，东方巨龙正在腾飞，忆往昔峥嵘岁月，展未来任重道远。还是少先队员的我们是党的接班人，稚嫩的双手要勇敢地承担起历史重托，我们是跨越世纪的新一代，是21世纪的真正主人。革命的精神不能抛弃，它依然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制胜法宝，我们要把自我的人生目标与祖国、时代的命运联系起来，树立远大梦想，培养良好品德，发扬创新精神，掌握实践潜力，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共同谱写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崭新篇章！

多谢大家！

五四运动唤醒民众。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努力最终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5月4日下午1点左右，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大游行，正式拉开帷幕。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学生的爱国行动，更是赢得了全社会民众普遍的支持。上海工人很快发起了反帝爱国大罢工。工人罢工后，就和学生一道展开各种爱国活动，散发宣传品、上街游行。从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的爆发，经过6月5日“三罢”斗争迫使6月10日曹、章、陆被免职，再到6月28日中国代表巴黎和会拒签和约，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当您走进位于河北隆化县城的一座烈士陵园，一个场景立刻会展现眼前―――身着军装的他，昂首挺胸,左手高擎_包,右手紧握拉开的导火索，英勇无畏，气壮山河……他就是年仅19岁的，全国战斗英雄、模范_员董存瑞。

今天，就让我们在烈士的铜像下，回到1948年5月25日的战场…。

那天下午，董存瑞所在的六连正对隆化中学发起第二次总攻。突然，敌人的机枪像暴雨般横扫过来，把战士们压在一条土坡下面，抬不起头来。原来，这是隆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旱河的一座桥上喷出来的6条火舌。狡猾的敌人，在桥上修了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暗堡，拦住了我军冲锋的道路。这时，董存瑞和战友们纷纷向连长请战，要求把这座桥型暗堡炸掉。但爆破手们都无功而返。董存瑞看到战友的伤亡，再次挺身请战。“你已经几次完成爆破任务了……”不容副连长说完，董存瑞抢着说：“我是_员，我的任务不只是炸几个碉堡。现在隆化还没有解放，怎么能算完成任务呢?”副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对董存瑞说：“好，你去吧，千万要注意隐蔽。”董存瑞紧攥拳头说：“放心吧，不完成任务就不回来!”

董存瑞挟起_包，弯着腰冲了出去。桥型暗堡里，敌人的机枪越打越紧，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声，从他耳边掠过。但董存瑞沉着机智，仍在忽左忽右地爬着。敌人的机枪打紧了，他就伏下不动。敌人的机枪稍一停，他就飞似的向前跃进几米。突然，敌人的机枪又集中朝他打过来，他的腿受了伤，鲜血直流。但他仍抱着_包猛冲到桥下。这桥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两旁是砖石砌的，没沟、没棱，哪儿也没有安放_包的地方。如果把_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着暗堡，河床上又找不到任何东西代替_支架。怎么办?董存瑞急得直攥拳头。

这时，身后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总攻的时间到了。大批的部队像潮水般地涌了上来。桥型碉堡上的砖头一块块被推开了，子弹像急雨一般向冲锋部队射去。董存瑞抬头看了看桥顶，又看了看身后一个个倒下的战友。不行，必须马上把暗堡炸掉，否则有更多的战友要倒下，也会影响整个战役。想到这里，董存瑞毅然决然地将身子向左一靠，站在桥中央，左手托起_包，紧紧贴住桥型暗堡，右手猛地一拉导火索，巍然挺立，纹丝不动，像是一尊雕塑。就听董存瑞高声喊道：“为了新中国，冲啊!”刹那间，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敌人的桥型暗堡被炸得粉碎。

此时，我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歌声回荡在陵园的上空，也缭绕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谢谢大家!

党史小故事

故事：基于现实认知，它被描述为一种异常现象。它是一种文学体裁，侧重于描述事件的发展过程。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今日为大家讲讲周总理的两把椅子，很少有人知道周总理从病重到死都用过一把特制的椅子。

一九七五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卫生部主要负责人来找我说：总理叫我来找你，他有事要见你，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们立即开车去了北京305医院。总理把我叫进了他的病房。走进总理的病房，我看到他坐在一把布沙发椅上。椅子右边的地上有一个瓶子和他身上的管子相连，里面有大部分的血...总理瘦了很多，胡子很久没刮了，长得很长，脸很憔悴。只有剑眉下那双睿智的眼睛还是和过去一样。

看见我，总理说：倪志福同志，我整天只能坐在这把椅子上，很难受。我想请你帮我设计一把椅子。像飞机座椅一样，靠背可以放下，让我躺下。我说：总理，我给你设计一个全自动的，你可以按下按钮。不，你可以设计一个手摇的。总理指着面前的一把藤椅说:这是毛主席专门从湖南给我带来的，但是靠背有点矮，你做的椅子比这个略高。

那天我哭了，没想到总理病得这么重。回到家，我连夜为总理设计了一把椅子。设计图纸一出来，我就立刻赶到当时的北郊木材厂，和一个姓毛的工程师一起，尽快做出一把可以躺在左边，右边可以抬脚的椅子。送到总理那里，总理试了试，满意地说：很好，很好，如果能再宽一点，我就不想下来，就在上面睡觉。于是，我们连夜为总理做了一把更宽的椅子。总理说:谢谢你帮我做了两把椅子，但是花的钱应该是我自己出的。

听说总理直到去世才坐这把椅子。

1、五四运动，唤醒民众。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努力最终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5月4日下午1点左右，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大游行，正式拉开帷幕。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学生的爱国行动，更是赢得了全社会民众普遍的支持。上海工人很快发起了反帝爱国大罢工。

工人罢工后，就和学生一道展开各种爱国活动，散发宣传品、上街游行。从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的爆发，经过6月5日“三罢”斗争迫使6月10日曹、章、陆被免职，再到6月28日中国代表巴黎和会拒签和约，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2、首译宣言，传播真理。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但是，多数人却并不知道，它的第一个中译本是在浙江一个小山村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正处在时局大动荡和思想大解放的状态，各种新思潮来势汹涌，冲开了传统的思想禁锢，围绕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那几年里知识界先后发生了三次论争。

通过三次论争，马克思主义理论脱颖而出，成为新思潮中的主流。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论争中廓清了思想上的迷雾，逐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3、酝酿建党，各地响应。

1919年6月9日，“五四运动”进入高潮阶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提出包括取消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对日签约;免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官职等五项要求。11日晚，他约好李大钊、高一涵去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不料，一到那里就被暗探跟踪，在屋顶花园撒传单时当即被警察拘捕。

北京政府原本以为逮捕了陈独秀，便可以遏制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便可以压抑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当局本意是想控制陈独秀，却想不到适得其反，逼出了陈独秀到上海的秘密旅程，成就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

4、一大首聚，开天辟地。

7月30日晚上，按原先计划，代表们仍聚集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会议。准备在这次会上通过《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宣告中共一大闭幕。但就在此时，有密探闯入，使得会议临时中断。随后，部分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进行了最后的会议决议。至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闭幕。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的期望和人民解放的重托，在灾难深重的中国正式诞生了。

5、反帝反封，工运高潮。

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了13个月时间。在这一系列工人运动中，最著名的有安源路矿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国际工人阶级的声援，鼓舞了京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然遭到残酷的镇压，但却是一次伟大的成功，它和其它工人运动一道，开启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篇章。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王震以爱才而闻名。他曾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人才少可以变多，否则，多就会变少，有等于没有。”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王震，幼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但在他指挥的部队里，积极主张吸收知识分子入伍。

1937年11月，时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参加八路军会议，他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那么多人马，还嫌少?”王震笑着说：“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

于是，贺龙将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康世恩、郭小川、刘亚生、赵安博、王季青等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给三五九旅。其中，北京大学毕业生刘亚生很受王震器重，被破格提拔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王震求才若渴，在三五九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王震率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部队。《王震传》的编者说：“王震像磁铁一样，在自己周围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农学家涂治、水利专家王鹤亭、钢铁专家余铭钰、地质学家王恒升、纺织专家刘钟奇……他们都是王震领导新疆建设的高级参谋，为新疆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6年，王震任农垦。在“反右运动”后期，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被定为“右派”的人，也要给个出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别的部门不要，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在王震的支持下，1958年，北大荒不仅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还接纳了1500余名“右派”，其中包括丁玲、艾青、丁聪、吴祖光、尹瘦石、黄苗子等文化名人。

1969年10月，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他从各地请来了很多科技人员。李汝庆是农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在调查和了解情况后，王震通知李汝庆到总场开会，“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李汝庆参加批斗会，不是站就是跪，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激动得潸然泪下。从此，李汝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农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0、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21、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22、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25、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2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29、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30、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31、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32、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33、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50岁的生日。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刘伯承得知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的各报记者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希望他谈一下自己的经历，都被刘伯承婉拒。被泼了冷水的记者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

34、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35、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36、1942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过之后，热闹一天的孝感季店乡马家湾总算静下来了。这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队伍悄悄地向这儿开来……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37、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38、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务活动中更显示出了一个伟大女性的崇高风范，获得普世尊敬。为了便于代表党的统一战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党中央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宋庆龄一生得到了很多头衔和荣誉，但宋庆龄却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情有独钟，一生曾三次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这说明在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要光荣都要重要。不仅从宋庆龄入党的次数，而且从她知道自己入党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她对党员身份的渴望。宋庆龄1937年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当听到联络人对她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后，她表表现地特别高兴，还要请联络员吃饭。就是在她病危中，当听到中央已经批准自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眼含热泪。宋庆龄一向给人的感觉是坚毅和刚强，但当她听说自己入党后的眼泪说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动，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对她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39、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40、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41、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43、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44、上世纪60年代，为回笼货币，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价买了一床毛巾被，谁知第二天就降价了。花了冤枉钱，陈云却对妻子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讲。

45、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46、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47、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48、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49、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48次下榻东湖宾馆，主席诗意地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在湖北停留期间，领导人每天吃什么?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1960年5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个月不吃一块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点味精。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哩……”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主席都没有忘记娃娃菜。

党史故事演讲稿

汕头红色故事心得体会感悟

第一段：引言（150字）。

汕头是一个充满红色故事的城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开始，汕头便成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先后爆发了多次抗日战争和土地革命运动。因此，汕头是一个被红色烙印深深印在了历史上的城市。近日，我有幸去了汕头，亲身感受了这座城市的红色故事，启示我许多新的思想，深深教育了我。

第二段：体验红色文化（250字）。

在汕头，我徜徉在充满红色文化氛围的大街小巷，穿梭在革命纪念馆和革命博物馆之间，聆听着革命先烈们的事迹，尽情领略着红色文化的魅力。在博物馆中，我看到了很多先烈的照片和事迹，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他们的伟大。看着一张张旧照片，听着革命先烈的事迹，我感到这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让我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先烈的伟大，也让我思考到自己该如何在今后的生活中发扬先烈们的精神，弘扬红色文化。

第三段：感受红色历史（250字）。

在汕头，我听到了很多红色历史，一个个故事在脑海中翻滚，让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感受。我了解到了党的许多历史，也看到了很多革命先烈为了革命事业孜孜不倦的奋斗历程。这些都让我更加的珍惜现在和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历史是人类前进的过程，只有承认历史、总结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历史前进。我们的未来和今天都离不开历史。在这里，我想告诫自己，要更加勤奋努力，为祖国的未来添砖加瓦。

第四段：红色记忆与乡愁（300字）。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乡，我的故乡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承载着记忆的回忆。汕头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这里承载着一些我的儿时回忆。我很多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因此对这座城市十分熟悉。因此，当我回到这座城市，让我倍感亲切，也倍感乡愁。这里的每一个旧楼、每一条马路都承载着我的记忆，也深深地让我感受到了红色的轰轰烈烈的历史，感觉好像回到了祖国的革命岁月，很是感触颇深。

第五段：结语（250字）。

回到了自己的城市，无论是经过繁华街市，或踏上小巷小径，无不让我深深地感触到汕头红色故事的魅力。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和谐的大环境下，我们只有不忘初心，承认历史所取得的一切，才能更好地前进！汕头的红色故事，让我更加认识到了革命先烈们的英勇，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保持信仰，这些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自强不息，奋发向前，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

党史经典故事

经典是指具有典型性和权威性的经典历久弥新的杰作历史选择最有价值的经典行业精华的最佳表现最具代表性最完美的作品。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伟大的人物刘胡兰的故事，小时候就听爸爸妈妈讲过。刘胡兰这光辉的名字早就铭记在我的心里，我盼望早一天能读到这样一本关于刘胡兰的书。

今日我最终有幸地读到了这本书，我被书中的刘胡兰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心灵震撼很大。

刘胡兰，一个仅有15岁的小女孩，表现出来的是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对人民、对其他革命同志忠心爱戴，应对敌人的屠刀脸不改色心不跳，最终献出了自已年轻的生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我最受感动的是：刘胡兰在就义前两眼闪着光，并且瞪得圆圆的。似乎在向人们诉说：她要亲眼看到敌军的灭亡；看到自已的队伍胜利归来。这是多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啊。

15岁，是一个花样年华。15岁，我们还在父母身边享受着天伦之乐！无忧无虑地学习着、生活着！可是，刘胡兰，却被敌人屠杀，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纪念刘胡兰时写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对刘胡兰英雄事迹的高度概括。

虽然刘胡兰牺牲了，可是她的爱国爱民的光辉形象与不屈不挠的精神，一向在传颂着，正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人民的富裕、国家的昌盛，为实现共产主义英勇奋斗！

读了这本书，使我懂得一个道理：我生长在和平年代，没有了销烟，没有战争，这样的环境是千千万万个像刘胡兰姐姐一样的革命英雄经过抛头胪、洒热血换来的。此时此刻我们更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啊！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决心从小要好好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炼就过硬的本领，正确树立世界观和人生观，不断磨炼自我的意志，严格要求自我，身体力行，使自我向一个正确的目标迈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下面我为大家演讲的名字叫《鸡毛信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有个放羊的孩子叫海娃，他是村里儿童团的团长。有一天，给八路军当交通员的爸爸，拿出一封信，要海娃马上给八路军送去。这封信上粘着三根鸡毛，海娃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最最紧急的信呀!

海娃揣好信，赶着羊下山了。还没走到山口，就远远地看见来了一队日本兵。”怎么办?信藏在哪儿呢?”他一眼看到了老绵羊的大尾巴，灵机一动，把信拴在羊尾巴下边，大尾巴一盖，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海娃刚站起来，鬼子就来到了身边。

“小孩，你的干什么的?实话说，不然杀了你!”

“我是放羊的嘛，呜呜呜，我是放羊的嘛。”海娃故意装作害怕的样子哭起来。

鬼子看了看这群羊，来了坏主意。他把羊都扣了下来，海娃呢，被-逼着给他们赶羊。

天黑了，敌人来到一个小山村。村里找不到一个人，也找不到一颗粮食。鬼子们都饿疯了，就叫黑狗子们去杀羊。一个歪嘴黑狗看中了那头老绵羊，上来就抢。海娃眼看自己心爱的羊被拖走杀掉，恨死了敌人。可他更担心鸡毛信，它就绑在老绵羊的尾巴底下啊!

老绵羊好像看出了海娃的心思，四条腿往地上一撑，歪嘴黑狗怎么也拉不动，累得出了一身臭汗，只好去抓别的羊。海娃总算放了心，又在盘算着怎样逃走。

天刚蒙蒙亮，鬼子就挥着大洋刀，带着队出发了。还没走过几个山头，只听”轰”的一声，走在前面的几个黑狗子倒在地上。原来他们踩上了民兵埋的地雷。海娃真想笑，可没敢笑出来。

“小孩，你的前面的开路!”鬼子是要海娃赶着羊，在前面踩地雷。这里的路海娃太熟悉了，他把敌人引上了一条小山路，自己越走越快。敌人都气喘嘘嘘的，越落越远。

“小孩，你慢慢地开路!”海娃干脆飞跑起来。

叭!叭!鬼子开枪了。海娃一头倒在草丛里。他知道，这里离八路军住的地方不远了，就大声喊起来:”鬼子来啦!鬼子来啦!八路军叔叔，快打呀!”

果然，八路军叔叔开火了。海娃一高兴，爬起来就想跑，刚跑几步，就昏倒了。一个八路军叔叔忙跑过来:”唉呀，这不是海娃吗?”

海娃睁开眼，吃力地说:”叔叔，羊……老绵羊……鸡毛信……尾巴……”话没说完，又昏过去了。

等他醒来时，他已经睡在热炕上了。八路军叔叔告诉他，靠着那封鸡毛信送来的重要情报，八路军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好多鬼子和伪军。八路军叔叔又送给海娃刚缴获的两个牛肉罐头。海娃的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

延安“窑洞对”

延安“窑洞对”又叫“窑洞之问”。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谈到“朝代更替、循环往复”话题时，发出了著名的“黄炎培之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窑洞之问。”

（点评：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延安“窑洞对”太重要了，毛主席用一个民主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天下！）。

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当街骂毛泽东的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一般人肯定会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毛泽东却非常冷静，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看到后陷入深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当晚叫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主席。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生怕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还要他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显好转。

（点评：有错误了，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共产党员的人格风范！）。

耿飚之问。

耿飚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当年的“杨罗耿”，曾经横扫千军，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讲他的金戈铁马，写他的赫赫战功，却说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点评：耿飚之问，被誉为中共党史继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和延安“窑洞对”之后的三大问！忘记背叛群众的人，人民绝不留情唾弃他！）。

《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其核心是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国家倾覆和李岩的悲剧命运，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胜利后的骄奢。

1944年4月至5月间，毛泽东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点评：毛泽东据此提出了著名的——进京赶考说！不骄不躁，全党同志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叶剑英两次挽救党。

第二次：南昌起义。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业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叶剑英在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回合。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点评：叶剑英，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好多人就不认可，说叶剑英凭啥能授予元帅军衔。我说你真不知中共党史，知道了你就会明白，哪怕十大元帅其他九人都不给，也要给叶剑英！叶剑英的另一次挽救党和国家命运的便是，协助华国锋等人彻底粉碎四人帮，这一丰功伟绩中，叶剑英应该是起决定作用的。说协助，是因为华国锋当时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充分证明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打不败胡宗南坚决不过黄河。

1947年2月，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实行重点进攻。蒋以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锐部队25万人围攻陕甘宁边区，而彭德怀统率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2万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边区形势非常严峻。为了诱敌深入，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并将中央领导机构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当时留在中央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共800人。毛泽东要以这800人转战陕北，以“蘑菇战术”拖垮胡宗南的20多万精兵，粉碎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转战陕北，酷似长征。党中央辗转行军，大迂回运动，在强大敌人紧逼追击下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在千山万壑中引领胡军“武装游行”，从一个沟壑转移到另一个沟壑。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毛泽东率部刚走一会儿，敌军就进了村。这种险情时有发生。因此，作为中央支队负责人的任弼时提出，还是过黄河暂避一下。但毛泽东坚持不同意，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我要留在陕北，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过黄河。胡宗南正希望我过黄河哩！我不过黄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别的战场，减少别的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在这里消灭他。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转战陕北一年，既稳定了党心，也使蒋介石在河东消灭中央的图谋泡汤。

（面对那么多的强敌，毛泽东就是不过黄河！目的就是为了牵制胡宗南！为了党和人民事业，全然不顾及自己性命，这就是领袖的魅力所在！）。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鬼都不上门”挨整日子。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还同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然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失去了军权。此后,毛泽东不断挨整，处境更加艰难。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两三年”，是毛泽东事业上遭受的最大挫折。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中共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为了排除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障碍，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左”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临时中央的这些做法，令人寒心，不少人有所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传》写道：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毛泽东在挨整的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虽然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但还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至少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1、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2、大力抓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3、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4、领导中央苏区的反贪立法工作。5、时刻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发展,不断提出军事建议。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除以上五件大事外,毛泽东还利用这段时间,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1957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不悲观，不消极，不懈怠，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等待中学习，“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为“天降大任”做着积极的准备。

（我们都有不顺心的时候。每当失意不顺心了，不妨看看我们最为崇敬的毛泽东，他是怎么对待的！万不可发不完的牢骚，意志消沉，有的甚至丢了初心而开始贪腐，走上不归路，有的甚至背叛了初心而背叛革命，如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七大元帅拼死救毛泽东。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在这次斗争中，七位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开国元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朱德、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和徐向前。

朱德。

在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活动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边，是极具分量的。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同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期间张国焘百般刁难，朱德不顾个人荣辱，沉着冷静的与之巧妙周旋。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辞拒绝。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还要求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想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用事实向张国焘力争。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在遭到拒绝后便开始漫骂和攻击，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张国焘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朱德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见对朱德无计可施，张国焘便想赶走朱德，说“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果断地回答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知道只有留在部队里，才能及时掌握张国焘的动态，以便应对。当朱德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言辞一点也不为过。

刘伯承。

红军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曾派刘伯承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面对张国焘妄图攫取军权的咄咄逼人的言论，顾全大局，不漏声色，以不变应万变，之后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研究对策。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左路军行动，他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反击顶撞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气急败坏，加强了对刘伯承的警卫，实际是将刘伯承看管起来。后来又撤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即便这样，刘伯承仍同张国焘斗争，还做好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的准备。张国焘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后，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洗脑，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决定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下策。为了加重同张国焘斗争的砝码，刘伯承向朱德建议，决定同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在说服张国焘同意后，朱德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从而使斗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贺龙。

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他与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当时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军团拉向自己，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欢迎会上，贺龙便给张国焘来了个下马威，贺龙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贺龙为了削弱张国焘的力量，还采用了釜底抽薪之计，他对张国焘说红二、六军团损失不小，要张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抽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二、六军团中去，从而削弱和分散了张国焘的实力，为最终斗争的胜利加重了砝码。

聂荣臻。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和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吃饭，企图拉拢二人，挑拨党内关系，宣扬他的南下方针。席间张国焘诱之以利，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聂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会心一笑，说：“我当然也要。”不过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聂荣臻警觉起来。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是什么态度。陈昌浩这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意思无非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给了陈昌浩一个软钉子。林彪与张国焘走得很近，显得很亲热，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意图很明显：一是封官拉拢，二是分裂瓦解。这也让聂荣臻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不惜与林彪吵翻，劝林彪要防止一军团被张国焘吃掉。由于聂荣臻等人立场坚定，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方针，弄得张国焘离间不成，最后只好公开向中央要权了。

叶剑英。

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会和。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彭德怀。

彭德怀开始也是张国焘拉拢分裂的对象，也送过礼物金钱，派说客游说过，但彭德怀始终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不为之所动。红军分路北进后，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陈昌浩在前总会议上，大谈阿坝是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引起彭德怀的警觉，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的担负起这次“护驾”的任务，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从而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悲剧发生。

徐向前。

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总指挥，是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陈昌浩的三号人物，但他始终是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的，在这方面他一直与张国焘、陈昌浩政见不合。他与陈昌浩率右路军随中央北进。张国焘孤注一掷，电令陈昌浩采取行动，甚至要加害中央领导。毛泽东得悉叶剑英的汇报后，果断率红军红一、三军团连夜悄悄北上。但还是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的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道：“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追击”。正是徐向前一声令下，稳住了军队，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经过百年血泪史和奋斗史，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艰苦卓绝斗争，新中国成立了。在往后的三十年里，是国内人民空前大团结的时期，由于对党的极度信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开始了社会主义大建设，锻造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人物，形成了诸多奇迹般的奋斗精神。今天，先介绍5种精神，这也是我们现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好教材，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就从这些精神中找答案。

雷锋精神。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雷锋精神，其实质和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1963年毛主席亲自为这位共产主义战士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二字，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

大庆精神。

也叫铁人精神，浓缩为艰苦创业精神。1960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十分困难。就在此时，我们的盟友——苏联单方撕毁合同，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面临极大的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急需石油。再次险恶背景下，一场中国前所未有的石油大会战在大庆拉开序幕，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先生产、后生活”“宁愿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都要抖三抖！”的创业口号。在此精神的鼓舞下，我国摘掉了贫油落后的帽子。1964年，毛主席为此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随后，大庆精神成为全国工业战线的学习榜样。

大寨精神。

“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基本建设，把过去4700块分散土地弄成了900块梯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87斤，增加到1962年的772斤，1963年遇大水灾，仍保持在700斤以上。从1953年到1963年大寨大队向国家共交售1758000斤粮食。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是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选节。一个国家的政府工作报告，用这么大篇幅介绍一个生产大队，足见大寨当时在中央领导人心目中的位置。“如果中国农村都像大寨那样，那中国人的粮食就吃不完。”1964年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两弹一星精神。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帝国主义仗着有原子弹，动不动欺辱新中国。中国要是没有原子弹，就抬不起头，在国际上就没有发言权。为了争口气，人民军队和科学家们，仅用五年时间，1964年10月，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11月，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能在如此短暂时间取得如此巨大成绩，新中国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也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震撼了世界各国。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两弹一星”精神科浓缩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红旗渠精神。

即当代“愚公”精神，说具体点就是“人定胜天”，其内涵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形成的红旗渠动工于1960年，勤劳勇敢的30万林州人民，苦战10年时间，仅仅靠着一锤、一铲、两只手，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

一昼夜奔袭120公里徒步行军的两个纪录。

飞夺泸定桥，红4团一昼夜飞奔120公里1935年5月28日晨5时许，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在前往泸定桥的行进途中，政委杨成武和团长黄开湘接到军团转达军委的“万万火急”命令，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黄、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这就意味着部队必须在一昼夜内走完120公里的路程，并在29日当天攻取和完全控制泸定桥。由于时间紧迫，命令只能边行军边传达，“走完120，赶到泸定桥!”在猛虎岗，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击溃了敌人的1个团部和1个营，占领了摩西。此时村东河上的木桥已被敌人炸掉了，这给部队行军增添了麻烦。部队全力以赴用了两个小时——紧张而珍贵的120分钟，才架起了这座桥。之后，全团一口气又跑了25公里，傍晚7时许，一查看地图，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55公里，而且全是山路。正当部队继续前进时，突然下起暴雨来了。天，黑得像倒扣的锅底似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打闪电的一瞬间，才能分辨哪是山哪是路。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加之道路十分泥泞，真是寸步难行。这时，敌人已经赶上来了，正在对岸与我们平行前进。为了赶在敌人前面到达泸定桥，杨成武通过各党支部向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动员，要求他们想方设法克服一切困难，务必在明天早晨6点以前赶到泸定桥。为了赶路，点起了火把，对岸敌人问是哪录的，司号员巧妙对上，敌人信以为真，把红军当成自己人。就这样，敌人与红军隔岸并行了15公里路。就这样，部队以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速度，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并立即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选出了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将守敌全部击溃。22名突击队员仅在桥上中弹牺牲3人，创造了夺取泸定桥的奇迹。

飞兵清风店，120公里与45公里的对抗赛。

1947年，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杨得志、杨成武、耿飚打算在清风店歼敌，但是国民党罗历戎的第3军已经过了滹沱河，离清风店只有45公里，而我军的部队还在徐水地区，距离清风店有12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军部队必须在同一个时间里走将近敌人三倍的行程。而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我军能不能抢先赶到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区。如果我军赶不到，让敌第3军和保定新2军的两个师靠拢，我军就很难吃掉敌人了。部队一边走，一边开“飞行会议”，边走边向战士们传达紧急战斗动员令。18日午后，我南下各部队大都提前4小时至6小时，完成了120余公里的长途行军任务，到达指定位置。此时，国民党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领他的主力1.4万余人、200多辆大车，刚刚走过了定县。20日拂晓，我军开始进攻。一经接触，敌主力很快收缩于西南合等几个村庄，向北平告急，请求增援。22日3时40分，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向西南合等村庄发起总攻，战斗到11时30分胜利结束。清风店战役，共歼敌第3军军部、第7师和第16军第66团，俘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等以下官兵1.1万余人，毙伤敌2000余人，连同保北阻击战共歼敌1.7万余人。缴获各种炮72门、轻重机枪489挺、长短枪4500余支、电台8部，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开创了晋察冀歼灭战的新纪录，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重要作用，并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

一九三六年七月，我们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水旱相接的边缘地带。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总部和党校的同志刚做完宿营准备工作，朱总司令来到了。

总司令身穿打了不少补丁的灰色粗布军服，脚穿一双草鞋，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皮包，拄着一根棍子，棍子的两头已近磨得溜光圆滑。为了党的事业日夜操劳，加上长征途中的艰苦生活，总司令比过去显得黑瘦，额上的皱纹也比过去深了，密了。

总司令站在一个草坡上，边喊边招手：同志们快来呀，告诉你们几个好消息。

一霎时，这喊声就把大家吸引到草坡的四周来了，总司令看前面的人群，兴奋地说：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领导的北上红军和陕西的红军打了大胜仗啦!总司令把“大胜仗”三个字拉得长长的，加重了语气。人群沸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总司令也激动得和大家一道使劲地鼓掌。接着，总司令又报告了两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水草地，而且有了一条牦牛。

总司令一下就把我们的心思猜中了，他笑着说：不能一顿吃了呀，最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哩。同志们，过日子要有个长远打算，不能光看到鼻子尖上。宁愿顿顿缺，不愿一顿无呀!我们四川有句俗话，“有了一顿充，没有了敲米桶”，我们可不能那样啊!

听着总司令的话，我们顿时觉得脸上有些发烧，内心感到很惭愧，大家纷纷议论要把这条牦牛留到最困难的时候。

总司令说：我的意见是把牦牛杀了，留下牛皮牛肉做干粮。牛骨头炖野菜，营养好的很，是我们今天最好的晚餐。等一会，大家去扯点野菜吧，他说罢，用征求意见的眼光向四周看。

“好!”“同意!”大家喊了起来。

开始挖野菜了，我们几个女同志走在一块。这时，总司令又出现在我们身旁，他给我们介绍草地上的各种野菜的名称：什么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总司令还能说出各种野菜的生长期和味道。我们一面按照他的指点挖野菜，一面想：总司令对野菜这样熟悉，他一定没少吃。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和红军战士一道，历尽千辛万苦……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总司令几眼，看到他那显得有些苍老却十分刚毅的面容，看着他那露这一道道青筋、正在拉扯野菜的手，我的心无法平静下来。

总司令一面细心地寻野菜，一面给周围同志分析当前的国内形势，教导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对待困难，经受生活的严峻考验。他说：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就一定能走过草地，到达陕北，见到毛主席;就一定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的胜利。听着总司令的话，我浑身增添了力量，连肚子也不象刚才那么饿了，拔起野菜来也格外轻快了。

草地上的野菜并不多，寻了个把钟头，每个人才弄到一小把。我们把野菜洗干净，送到炊事班去。

临时伙房设在草地上，几口行军锅成“一”字形排列着，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锅内热气腾腾，一块块巴掌大的牛骨头，被沸腾的水卷起来又按下去。一阵微风吹来，香喷喷的牛肉气味直钻鼻孔。大家谈笑着，赞美着，都说今天的晚餐是一顿丰盛的“牙祭”。

开饭了，就餐的人们，蹲着的、坐着的、站着的都有。草地真是一个又大又好的露天餐厅。我盛了一碗野菜坐下来，一眼就看到总司令也端着一碗野菜，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哩。他边吃边向旁边的战士们称赞野菜的味道。战士们见首长和自己在一块吃野菜，又是那么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都争着与总司令拉话。

一个年轻的警卫员端着个大碗递给总司令，这是一碗米粥。粥可真稀，人影子都照得出来。总司令瞧了瞧，皱着眉头问：“这是哪里来的?”警卫员回答说：“先头部队送牦牛来时，顺便捎来一点点大米给您熬粥喝。”总司令温和地说：“给病号送去吧。我吃牛骨头煮野菜，营养好的很。”说罢，夹把野菜往嘴里送。他吃地那么香甜，看不出有丝毫难咽的样子。说实在的牛骨头炖野菜，闻起来香喷喷的，可一吃起来就不是滋味。就说那个野葱吧，香气和家葱一样，味道却像刚结出的李子，苦涩得使人难受。

警卫员知道总司令是说一不二的，尽管心里有些舍不得，也只好端着稀粥向病号那边走去。

病号中有个是党校二连连长，发高烧已经两天了，一点食物也没沾牙。可是他宁愿自己多忍受点艰苦，也不愿吃掉自己敬爱的首长的稀粥。其他几个病号也和他一样。警卫员没法，只得仍旧端回去，可是总司令又叫他送过来。这样来回几趟，弄得警卫员不知听谁的好。怎么办呢?稀粥都要凉了。大家知道我和总司令比较熟悉，便推我去劝说。

我走近总司令，说：“总司令，我看着稀粥还是应该您吃。论职务，您是首长;论年纪，您比我们大;论身体，您不比我们青年人。”我边说边扳指头，一口气把想好的这些理由都说出来。总司令听了，呵呵地笑起来，他踱到人群中间，用平稳清晰的语调说：“同志们，稀粥还是应该病号吃，他们有病啊!”总司令说着，慈祥地望着大家。大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在这时，康克清同志来了。她明白面前所发生的事情后，就从警卫员手中接过粥碗，对总司令说：“老总，你就尝尝吧。你不吃，他们是不会吃的。”说罢，用勺子盛了两三口粥倒在总司令冷碗中，余下的分给四个病号。总司令喝完粥，举起碗来向着病号说：我已经吃了，同志们快吃吧!

那个连长噙着眼泪，向其他病号说：“吃吧，不吃会辜负总司令的心意的。”病号都被感动得哭了。我们望着敬爱的总司令，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

夕阳把草原映得更加光辉灿烂。总司令那稳健的身躯，有如一株青松，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巍然高大。

泼洒鲜红烈血。

岁月在她身上无情划过一道道疤痕，可因为中华儿女，她苏醒了。点困难又何惧这点伤疤又何畏她的吼声震天地，中国，站起来了!

嘎子，一位中国少年，在被日本人抓住之后，誓死不低头，不向敌人透漏关于半点机密。应对威逼利诱，毫不动容，最终机智逃脱。他用生命作抵押，谱写倔强青春。

老钟叔，团结村民，齐心抗日，发明地道战，名动一时。一次，鬼子夜袭，被老钟叔发现，他毫不犹豫地走到村头，敲响警钟，却暴露自我，不幸牺牲。他用性命，谱写绚丽人生，充实人生。

最令我感动的是那倔强的刘胡兰。刘胡兰是一名共产党员，因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日本人急切想明白其他共产党员的下落，便想从她嘴里套出些消息。刘胡兰始终我行我素，大义凛然。应对鬼子一次次的询问，刘胡兰始终说不明白。鬼子急了，老虎凳，辣椒水，点击，鞭子抽，可始终撬不开刘胡兰的嘴，撬不开刘胡兰那颗坚定地心。他们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金钱，权利……可她始终冰清如水，不为所动。

无奈，鬼子只好当众把她杀害，试图引诱出其他共产党。当将她要被害时的时候，刘胡兰面无惧色，从容劝慰父老乡亲们。

刘胡兰是多么伟大啊!为了亲人，为了战友，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我，换来他们的安定。

刘胡兰是多么坚强啊!为了心中永恒的诺言，她始终守口如瓶，严于律己，不屈于，不屈于富贵。

刘胡兰是多么镇定啊!应对自我的死亡，她非但不害怕，还若无其事地劝慰别人，使他们的心安定下来。

新中国来了，可刘胡兰却永远的去了。旧中国正是由于这些革命烈士才会步进富强，才会迈入辉煌，踏入期望。

仅有祖国富了，人民才会过上安稳的生活。仅有我们好好学习，将来建设祖国，祖国才能安稳。我们要学习这些烈士甘于奉献的无私精神，以自我的实际行动实现人生梦想，回报给我们亲爱的祖国母亲!

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王二小，又名王朴，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牺牲于1942年io月25日，年仅13岁。

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鬼子大扫荡又开始了，八路军和干部们组织乡亲们转移。王二小和乡亲们一起转移到长城脚下。骑兵连的吴连长带着队伍去山那边要做个包围圈等鬼子来钻。

鬼子来了，进到山里却迷失了方向。眼看着鬼子向乡亲们转移的方向走去，王二小心里非常着急，就唱着放牛歌走了出来。鬼子看到了山坡上的二小，要二小为他们带路。二小就牵着一头壮牛，带着鬼子走了。

王二小领着鬼子在山里转圈，狡猾的鬼子起了疑心，就拔出战刀威胁二小。二小心里很镇定，却装出害怕的样子，对鬼子说，那边有条路，穿过去就能找到八路。鬼子相信了二小，就继续跟着他走。

到了八路军埋伏的山沟，王二小机灵地从沟边往山上跑。八路军吴连长一边高喊要二小快跑，一边开枪打死了向二小瞄准的鬼子。可是鬼子小队长端着大枪追上二小，把刺刀扎进了二小的身体，将二小挑到了山坡的大石头上。二小像一片树叶一样落了下来，他的鲜血染红了地上的树叶和绿草。

八路军从山坡上冲下来发起了进攻，消灭了鬼子。二小的大壮牛像是要报仇，埋头直冲，用尖角挑死了鬼子小队长。

乡亲们把二小放到担架上。吴连长喊着二小，乡亲们喊着二小，可是二小安详地闭着眼睛。他再也听不到了。

太阳也仿佛被染红了，满山都飘着红色的树叶，秋风把二小的故事到处传扬，传遍了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感动着每一个乡亲。

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和鼓舞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31日，红三军团及红十二军突袭建宁城，共击溃国民党军刘和鼎师4个团。至此，红军15天横扫700里，连打5仗，消灭国民党军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缴获山炮4门(两门为白沙战斗中缴获)，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在建宁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光辉诗篇。

31日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建宁城红三军团驻地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利用缴获的山炮，组建红三军团山炮连和红一军团山炮连。红一、三军团山炮连在建宁组建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为了提高山炮的作战效果，决定建立炮兵训练基地，培养优秀的炮手，地址就设在溪口北郊凉伞坑的百丈台。从此，百丈台上军号嘹亮，红军炮兵战士刻苦学习军事技术。

山炮连建立之初，山炮少，炮弹更少，每一颗炮弹都显得十分珍贵，不能随便浪费。训练时是没有炮打的，新炮手只能在实战中由老炮手现场指教。因此，炮手们平时就要苦练过硬的本领。经过严格的训练，红军炮兵战士个个顶呱呱，称得上神炮手。

红军有了炮兵如虎添翼，山炮在攻防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0月，总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签发了《建黎泰战役计划》，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序幕。10月18日下午，攻打建宁的战斗打响，攻城部队是红一军团。敌周志群部依仗着坚固的城墙和精良的武器，企图负隅顽抗。红军从建宁城北门发起攻击，红军用山炮轰开了一个大口子，敌人被炸晕了头，纷纷朝城内逃窜。红军又用山炮沿着敌人逃跑的方向延伸射击。炮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建宁战斗很快结束，红一军团击溃建宁县城守敌周志群部的第二团，缴获枪支500余支，俘敌官兵400余人，占领建宁城。

党史故事

党史解读：【党史】党史对政党的历史有详细的解释。它还特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说手举马灯照万人的故事，长征路上，夜行军中，红军战士常常可以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穿着普通战士的灰色军装，提着一盏明亮的马灯，站在险隘的路口，盯嘱着同志们“小心，小心！”他，就是中央苏区财政部长林伯渠同志。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了阻止红军突围，集中了大量兵力和飞机实行围追堵截。这样，红军就只能白天隐蔽，夜晚行军。林伯渠同志当时是红军总供给部长和总没收委主任，可以想象，他肩上的担子有多么的繁重！为了保证部队供应，他还要经常亲自带领战士去打土豪。为了保证他的工作，也适当地照顾这位已经年近半百的老战士夜间行军，组织上从缴获的几盏马灯中给他配发了一盏。然而，林伯渠同志从没有将这盏小马灯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给大家。

一天夜晚，部队正在翻越四川天全境内的一座名叫老虎岭的大山，突然前面传来“哎哟”一声，林伯渠急忙问询，是前面有一条溪沟，一位小战士过沟时不慎掉了下去。林伯渠三步并作两步赶了上去，举着马灯一照，只见山沟足有一丈宽，沟上面仅搭着一根树，朝下看，黑咕隆咚不见底，隐隐传来流水声。这时，只听见从下面传来了小战士的声音：“我还活着，我看见小马灯了！我看见小马灯了！”听到那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喊声，林伯渠一边安排搭人梯，一边找来绳子吊马灯。只见马灯顺着人梯走，人梯随着马灯行，终于把小战士拉了上来，挽回了一条生命。

这时，只见林部长手持木棍举马灯，照着独木桥大声果断地下命令：“快，迅速过桥！”这可急坏了警卫员小邓，搓着双手心急如焚。“林部长，您这要举多长时啊？”“不管时间多长，都要保证战士们过桥无险情。来，我们两人轮流举，20分钟为一轮”。只见马灯光下战士匆匆过桥，足足过了4个钟头整，等到部队全过完，已是午夜时分。林部长这才带着警卫员最后一个踏上征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队伍全部到达两河镇。迎面走来朱德总司令，拉住林部长笑盈盈地说：“辛苦您了，有一名女战士要为您唱首歌，她就是小战士的老乡李坚真。”

这时只听掌声起，一曲山歌响入云：“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所惧，手举马灯照万人。”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讲的故事是五姑嫂舂米送红军。根据通道侗族自治县播阳镇梁甫耀老人回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当时乡亲们都不了解。所以听说红军要来，国民党*就造谣惑众，说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无恶不作，还鼓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把粮食物品、生活用具都搬到山上去收藏起来。

当时梁老的妈妈年纪大了就没有跑，他的嫂嫂和出嫁的几个姐妹非常孝顺，也都留下来陪着妈妈。

1934年12月，红军到了播阳，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和国民党的宣传正好相反，他们不仅不杀人放火，反而待人非常亲切，秋毫无犯。消息传到山里，梁老和胆大的乡亲们都回到家里。回来时，梁老的心里还有点儿害怕，但是一到家，红军亲切地喊他老乡，还宣传说：“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接着帮他们挑水、砍柴、做饭，连周恩来这么高的首长都亲手播谷粒，梁老非常感动，很快消除了恐惧和戒备心理，红军要梁老找石碓舂米，还问梁老愿不愿意给他们带路去黄垢，梁老都爽快地答应了。

在带路之前，梁老动员了他家的五姑嫂给红军舂米，她们舂啊舂，一连舂了五天五夜，那几天梁老家简直成了粮食供应站，红军这一批送谷子来，那一批领白米去，络绎不绝。

五姑嫂手中的簸箕上下翻飞，雪白的米粒在簸箕了欢腾跳跃，仿佛在欢迎红军的到来。五姑嫂虽然很辛苦，但是不收红军分文工钱，红军开工钱给她们，她们总是咯咯一笑，说gue有、gue有（侗语：不要钱的意思），没有一个伸手去接钱的。

在红军走的头一天晚上，五姑嫂还拿出了自酿的苦酒来敬红军，她们边敬边唱敬酒歌（侗语，歌词大意为：欢迎远方的朋友们到侗乡来做客，我们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只有拿出自酿的苦酒来敬大家，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欢乐的场景深刻地体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说新四军的由来和新四军历史。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属于国民政府战斗序列，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10月将在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国民政府宣布"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

中国共产党对此针锋相对，宣布重建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后的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8年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其中对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反顽自卫作战3千余次。新四军作战伤亡8.9万余人。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拥有主力21.5万余人。

1938年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至南昌，集中改编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指示设计新四军臂章。当时，八路军曾佩戴有"抗敌"两字的臂章。美术工作者吕蒙等人受此启发，提议新四军臂章上画上一个身背斗笠，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战士，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两字，以表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心。此臂章得到叶挺等新四军指挥员的认可，成了最初的新四军臂章。

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改换军服后，八路军、新四军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

1939年春，新四军为了动员广大官兵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四军作战方针的指示，配合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士气，军部首长动议创作一首新四军军歌。3月间，首先由陈毅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1939年6月发表在新四军的刊物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由何士德谱曲后，这首歌就在新四军中传唱开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歌曲之一。这首歌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表现了新四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说手举马灯照万人的故事，长征路上，夜行军中，红军战士常常可以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穿着普通战士的灰色军装，提着一盏明亮的马灯，站在险隘的路口，盯嘱着同志们“小心，小心！”他，就是中央苏区财政部长林伯渠同志。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了阻止红军突围，集中了大量兵力和飞机实行围追堵截。这样，红军就只能白天隐蔽，夜晚行军。林伯渠同志当时是红军总供给部长和总没收委主任，可以想象，他肩上的担子有多么的繁重！为了保证部队供应，他还要经常亲自带领战士去打土豪。为了保证他的工作，也适当地照顾这位已经年近半百的老战士夜间行军，组织上从缴获的几盏马灯中给他配发了一盏。然而，林伯渠同志从没有将这盏小马灯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给大家。

一天夜晚，部队正在翻越四川天全境内的一座名叫老虎岭的大山，突然前面传来“哎哟”一声，林伯渠急忙问询，是前面有一条溪沟，一位小战士过沟时不慎掉了下去。林伯渠三步并作两步赶了上去，举着马灯一照，只见山沟足有一丈宽，沟上面仅搭着一根树，朝下看，黑咕隆咚不见底，隐隐传来流水声。这时，只听见从下面传来了小战士的声音：“我还活着，我看见小马灯了！我看见小马灯了！”听到那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喊声，林伯渠一边安排搭人梯，一边找来绳子吊马灯。只见马灯顺着人梯走，人梯随着马灯行，终于把小战士拉了上来，挽回了一条生命。

这时，只见林部长手持木棍举马灯，照着独木桥大声果断地下命令：“快，迅速过桥！”这可急坏了警卫员小邓，搓着双手心急如焚。“林部长，您这要举多长时啊？”“不管时间多长，都要保证战士们过桥无险情。来，我们两人轮流举，20分钟为一轮”。只见马灯光下战士匆匆过桥，足足过了4个钟头整，等到部队全过完，已是午夜时分。林部长这才带着警卫员最后一个踏上征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队伍全部到达两河镇。迎面走来朱德总司令，拉住林部长笑盈盈地说：“辛苦您了，有一名女战士要为您唱首歌，她就是小战士的老乡李坚真。”

这时只听掌声起，一曲山歌响入云：“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所惧，手举马灯照万人。”

谢谢大家！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当您走进位于河北隆化县城的一座烈士陵园，一个场景立刻会展现眼前???身着军装的他，昂首挺胸，左手高擎炸药包，右手紧握拉开的导火索，英勇无畏，气壮山河……他就是年仅19岁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董存瑞。

这天，就让我们在烈士的铜像下，回到1948年5月25日的战场…。

那天下午，董存瑞所在的六连正对隆化中学发起第二次总攻。突然，敌人的机枪像暴雨般横扫过来，把战士们压在一条土坡下面，抬不起头来。原先，这是隆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旱河的一座桥上喷出来的6条火舌。狡猾的敌人，在桥上修了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暗堡，拦住了我军冲锋的道路。这时，董存瑞和战友们纷纷向连长请战，要求把这座桥型暗堡炸掉。但爆破手们都无功而返。董存瑞看到战友的伤亡，再次挺身请战。“你已经几次完成爆破任务了……”不容副连长说完，董存瑞抢着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任务不只是炸几个碉堡。此刻隆化还没有解放，怎样能算完成任务呢?”副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对董存瑞说：“好，你去吧，千万要注意隐蔽。”董存瑞紧攥拳头说：“放心吧，不完成任务就不回来!”

董存瑞挟起炸药包，弯着腰冲了出去。桥型暗堡里，敌人的机枪越打越紧，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声，从他耳边掠过。但董存瑞沉着机智，仍在忽左忽右地爬着。敌人的机枪打紧了，他就伏下不动。敌人的机枪稍一停，他就飞似的向前跃进几米。突然，敌人的机枪又集中朝他打过来，他的腿受了伤，鲜血直流。但他仍抱着炸药包猛冲到桥下。这桥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两旁是砖石砌的，没沟、没棱，哪儿也没有安放炸药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着暗堡，河床上又找不到任何东西代替火药支架。怎样办?董存瑞急得直攥拳头。

这时，身后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总攻的时间到了。大批的部队像潮水般地涌了上来。桥型碉堡上的砖头一块块被推开了，子弹像急雨一般向冲锋部队射去。董存瑞抬头看了看桥顶，又看了看身后一个个倒下的战友。不行，务必立刻把暗堡炸掉，否则有更多的战友要倒下，也会影响整个战役。想到那里，董存瑞毅然决然地将身子向左一靠，站在桥中央，左手托起炸药包，紧紧贴住桥型暗堡，右手猛地一拉导火索，巍然挺立，纹丝不动，像是一尊雕塑。就听董存瑞高声喊道：“为了新中国，冲啊!”刹那间，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敌人的桥型暗堡被炸得粉碎。

此时，我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歌声回荡在陵园的上空，也缭绕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刘伯承是中国非常厉害的大将军，是新中国的大功臣，今天就说说刘伯承血战丰都的故事。

刘伯承（1892—1986），原名刘明昭，四川开县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在四川万县参加学生军，从而开始了长达70年的军事生涯。1912年春，刘伯承考入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年底提前毕业后被编入川军第5师任见习排长，随部参加了反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在战火中，刘伯承因功被提升为连长。

1915年12月，刘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参加了第二次反袁战争，即护国战争。1916年3月，在攻打丰都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右眼受重伤。

当德籍沃医生为他摘除右眼球时，为保护脑神经，未用一点麻醉药。刘伯承扶着柱子，满头大汗，没吭一声。沃医生不禁为之动容：“你不是军人，而是军神！军神！真有三国关云长刮骨疗伤的气概！”

刘伯承伤势刚愈，又被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先后任命为第9旅参谋长、第2混成旅第1团团长。刘伯承在反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中，率部浴血奋战，骁勇异常，多谋善断，治军有方，被誉为“川中名将”。

刘伯承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

谢谢大家！

党史小故事

我向大家介绍了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同志、龚全珍、女性、汉族、1923年12月出生、山东烟台人、中共党员、西北大学教育系毕业。开国将军甘祖昌夫人，江西省萍乡市南陂小学原校长。

1957年8月，龚全珍和甘祖昌一起回到江西省莲花县务农，从事乡村教师的工作。退休后，扶贫补助学，开设龚全珍工作室服务社区、大众。纪实作品《我和妻子甘祖昌》。习近平总书记相继两次亲切地见到龚全珍，亲切地称她为老阿姨。2013年9月，龚全珍获得了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2014年2月，荣获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同年10月，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16年，龚全珍被评为江西省第一个感动江西十大教育年度人物。12月，龚全珍家庭被评为第一个全国文明家庭。2017年11月，龚全珍获得了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先进工作者奖。2019年7月26日，龚全珍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2019年9月25日，被授予最美丽的奋斗者荣誉称号。

(2013年9月26日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时的讲话)。

她是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太太。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红军、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但他主张回农村当农民，龚全珍同志也和甘祖昌同志一起回农村奋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全珍的同志一直保持着艰苦的奋斗精神，当选了全国的道德模范，出席了我们今天的会议，我很高兴。我向龚全珍同志致敬。我们必须继承艰苦奋斗精神的一代。

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天，寒风呼啸、大雪满天飞舞，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长兴村新田埂组的村民黄存中的几个孩子早已入睡。他们夫妻俩还在磨着杂粮，为着明天的生计操劳着。忽然屋外的大黄狗狂吠起来，“这条狗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吧？”黄存中妻子念叨着，接着“哒-哒-哒”传来三下不紧不慢的扣门声，黄存中妻子紧张的把手里的勺子一扔，赶紧躲到丈夫身后，颤抖的说：“这么晚了谁敲门啊？”黄存中毕竟是个男人，而且经常独自进山打猎，练就了一身胆，走到门口随手拿了一根粗木棍，低沉的问道：“谁？！”“老乡，麻烦你开门，我不是坏人，是红军，掉队了。”红军？！前段时间确实有一支红军队伍从这里经过，纪律严明，睡觉时全部睡在路边，很多群众根本就不知道路过一支大队伍，只是好奇第二天，外出的羊肠小道两旁的杂草一夜之间忽然被踩得平平整整，成了一条大道一直向沙洲方向延伸。黄存中也是晚上去给牛喂稻草时才发现路边黑压压的躺了很多人，他当时还纳闷，这么多人躺在离家5、6米之远的地方，家中的狗居然没叫？这些人个个对他态度和蔼，“老乡，没有吓坏你吧？”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和蔼的和他搭话。“没事，你们是什么人？这么冷为什么不进屋去睡？这是要干嘛？”黄存中问道。“老乡，我们是红军，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专门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所以我们不会去打扰老百姓的”。黄存中把这支部队和那些横行乡里的白狗子一比较，确实不一样。于是心里瞬间对这支红军队伍充满了好感。所以今晚一听见对方说是红军，黄存中心中的防备便消除了一大半，把手里的粗木棍一扔，赶紧把门打开，一阵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扑面而来，借着摇曳火把的微光中看见一张瘦黄的脸，“老乡，我是红军，由于受伤而掉队了，现在伤还未痊愈，我就来追赶大部队，路过此地，天色太晚，雾气太大，恐怕迷路，特来借宿一晚”。

听到这话，黄存中却犹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8个孩子，却只有三间狭窄的茅草房，平常都是挤得满满的，现在又来个成年人，确实无房可住啊。看到黄存中犹豫不决，这位红军仿佛知道他的难言之隐，说，无妨，只要能遮风避雨，牛圈也行。一听这话，黄存中心里的不安马上放下了，赶紧让妻子张罗熬粥。在妻子熬粥的时候，红军主动和他拉起了家常。黄存中也借机打量起这位红军战士来，只见他穿一件藏蓝色大衣，瘦骨嶙峋，脸色蜡黄，不知是受伤所致还是营养不良，但一双深邃的眼睛让整个人显得干练精神。黄存中原本想关心一下他的受伤情况，但一说这个话题，红军战士就会巧妙的避开，因此黄存中也不便再追问。喝完粥后，已是深夜，黄存中和红军战士一同睡在牛圈里。来到牛圈，黄存中边铺干草边说道，由于家里穷，没有棉被，只好用干草当棉被御寒了。红军战士也没有多说便躺下了，可能是身体还未完全复原，或者的确很累了，很快就睡着了。黄存中也渐渐入梦，梦里感觉有人给他盖被子，他用手一摸，猛然一惊，身上真的有被子？原来，红军战士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和黄存中一起当做被子盖。黄存中心里一阵感激：多好的队伍！多好的红军！就这样暖意满身直到黎明。

天刚露鱼肚白，红军战士就起来了，黄存中也醒了，红军战士握着他的手，深表感谢，准备出发继续追赶大部队。这时黄存中妻子拿来几个窝窝头，给红军战士当早餐吃。红军战士接过窝窝头，沉思了片刻，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递给黄存中，说到：老乡，我们现在确实日子不好过，但是你放心，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穷苦百姓一定会过上幸福生活的！这件衣服你留着给孩子们过冬。黄存中夫妻说什么也不肯要，因为天亮了，可以清楚的看到红军战士脱掉军大衣后那补丁累累、单薄的衣服。可是红军战士态度坚决，把大衣往黄存中怀中一放转身就走，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里。黄存中夫妇呆呆的望着红军离开的方向，久久未能反应过来，直到寒风让他们打了个激灵，才猛然想起，还不知对方姓啥名啥。

这件大衣就这样在黄存中家里留下了。他一直告诫子孙后代，这么好的红军、这么好的队伍，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这件大衣，不能有任何损坏。这件大衣从红军走后的第二天就被保存起来了，即使在当时那么一穷二白的年代和解放后自然灾害那么严重的时间里，都未曾拿出来使用过。这件大衣作为黄家的传家宝被一代代传承下来，一并传承的还有它背后感人的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毛泽东与三口红井的故事。

“喝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每当听到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瑞金的那口红井。那甘甜清澈的井水哟，至今源远流长，沁人心脾。其实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息息相关的还有两口井，同样恩泽一方，口口相传。

距江西永新县城39公里的三湾村，仅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深不过两尺，供全村人畜饮用，要是遇上干旱天，村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前委书记毛泽东从文家市转兵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进了三湾村，住在协盛和杂货铺，开始着手总结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酝酿策划部队下一步的发展大计。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路上踱步思考问题时，恰巧看见伙夫挑水走过，发现桶里的水浑浊不堪，随即到井边看个究竟。只见井小人多，泉水刚流出来就被人舀走了，部队驻扎在此用水将更加困难。

“饮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要及时予以解决。”正筹划起义部队下步发展方向的毛泽东，对这样的小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傍晚时分，飞鸟归林，霞光四射，他带领几个战士从当地老百姓家里借来锄头、铁锹，带头卷起衣袖和裤脚，跳下井里清理淤泥，还对井进行了加深拓宽。考虑到部队人多，用水需求大，他又带领战士紧挨着老井挖了一口新井。为优先保证当地村民的用水需求，毛泽东让战士们在两口井中间用砖头石块砌了一堵墙，规定部队只能饮用右边的井水，左边的井水留给老百姓用。

这两口井紧靠山脚，为了防止山上的污水和杂物流进井中，毛泽东第二天又带人用砖头和石块在两口井的周围砌了堵墙。后来村民们称之为“红双井”。这两口井每天汩汩地冒出清澈甘甜的泉水，祖辈缺水的难题彻底解决了，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对毛泽东和红军更是敬佩和感激，热情捐款捐粮，为部队带路送情报。

就是在这小山村水井不远处，34岁的毛泽东气宇轩昂地站在会师坪的青石台阶上挥动巨手，以叱咤风云的雄才伟略，将秋收起义的部队由师整编为团，首次提出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营、团设立党委，班、排建立党小组，这就是我军著名的“三湾改编”。

如今，90多年过去了，“红双井”的水质依然清澈，不同的是当年的鹅卵石围墙已经换成了水泥围墙。这两口井也按一比一的比例，搬进了“三湾改编纪念馆”。每天馆中的讲解员都向南来北往的游人介绍这井的来历，讲述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当年为群众办实事的感人故事。

白霜如雪，寒气逼人。1932年10月，因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的毛泽东策马简从，翻山越岭，来到福建长汀疗养，住在汀州福音医院。这一住就三四个月，他这是第7次到长汀了，也是在此停留最久的一次。

福音医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卧龙山脚下，山腰有口年代久远的水井，毛泽东每天早上都和周围群众一起到老井里取水洗脸、洗衣服。当发现这口老井因长年没有清洗、水浑浊不堪时，刚刚被撤掉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为革职的事而郁郁寡欢，而是依然心忧百姓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当天，他就带着警卫员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这口老井清洗得干干净净，周边的杂草也割掉了，令老井焕然一新，群众取名为红井。

水清井净，山下来打水和洗衣的群众越来越多，毛泽东常在老古井旁和群众聊天，了解社情民意。他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汀州苏维埃政府只注重扩大红军，而忽略了群众的生活疾苦等问题，便不顾身体有病，在福音医院休养所的卧室里，秉灯夜书，起草了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特意向时任福建书记叶飞打听，汀州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叶飞询问了长汀县政府后，回复毛泽东：长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群众还在使用这口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

井知人意，亦有灵性。岁月年轮走过80多年，这口水井今天依然清澈见底，附近的群众尽管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每天仍有人来此挑水洗衣。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来沙洲坝。住在农民家的毛泽东正处在一生最落寞压抑时期，信息闭塞，大事管不了，他却做了一件“小事”，让当地群众至今都记得他。

毛泽东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沙洲坝人一直都在饮用涝坝污水，既难以下口，又不卫生。问他们为何不挖口井，皆摇头不语。“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原来干旱的沙洲坝，被风水先生说成是条旱龙，不能打井，如果打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天生不信邪的毛泽东不相信沙洲坝挖不出水，决计给村民挖一口井，解决村里这个老大难问题。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当年从韶山冲走出的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挖井的地点是他自己选的。这天东方刚露鱼肚白，毛泽东领着警卫员来到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先用锄头刨了一个圈，定下了井位，接着便抡起锄头挖起来。他让警卫员通知驻地机关的同志一起前来挖井。毛泽东一边挖井，一边乐呵呵地对大家说：“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可我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一席话逗得大伙都乐了起来。几天后真的挖出了水，一股泉水悄然涌出。大家高兴地下到井底，铺上一层薄薄的石子、石灰和木炭，让水变得更加清澈，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就这样挖成了。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井。小小一口井，贮满清泉，也贮满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深情厚意。

红军撤出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井填掉，群众一次又一次把井挖开，每天依然喝着这井里的水。亲人不在了，红军远走了，然而井还在，井里的水依然清澈、甘甜、旺盛，喝井水的人依然挂念着挖井的人。

直到1956年，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派中央慰问团来瑞金慰问，当时的沙洲坝人为了迎接慰问团的到来，对毛泽东当年挖的这口井稍微做了修整，在边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个故事后来收到小学课本里，亿万少年儿童通过《红井》这篇课文，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领袖爱人民的浓浓深情。

如今，红井享誉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红井水哟，甜又清……”一曲《红井水》唱遍了大江南北。甘甜的红井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儿女。这一口口红井是一座座桥，党和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这一口口红井是面明镜，映照出了党和红军与群众心心相印的优良作风;这一口口红井涌出的并非普通的泉水，而是共产党人为百姓挖的幸福之水。

98年党的奋斗史，70年新中国的发展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和使命的秉持。1921年，在浙江嘉兴的南湖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个最初只有50多人的政党从此踏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欧阳雪梅表示，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初心和使命，遵循救国、兴国、强国的历史逻辑，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历史。”欧阳雪梅说。

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薛庆超看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展土地革命、站在抗日战争最前线、领导解放战争、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是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历程的一条主线，并且贯穿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党而自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罗平汉表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了解党的历史并且珍惜党的历史。通过学习党史，我们能够认识到当年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多么艰辛。通过学习新中国史，我们可以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事实上，重视对党史的学习，从自身发展的历史不断总结经验，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罗平汉告诉记者，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94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干部的初级课程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著名的延安整风就是以学习党史、总结党史上的路线是非为开端。在深入学习和认真研究党史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改革开放后，围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开展了一场普遍而深入的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教育，既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欧阳雪梅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党史、新中国史经验和规律的全面总结和概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能够更好地理解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深厚底蕴、创新发展。

薛庆超认为，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广大党员、干部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可以更好地明确我们到哪里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化初心为恒心，书写新华章的重要途径。”欧阳雪梅认为，在深入学习和不断领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弄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从哪里来、往哪里走”“为什么出发、为什么奋斗”等基本问题，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我们需要以史为鉴、以史为师、以史为镜，从党史、新中国史中汲取丰富营养与不竭动力，接续奋斗，用实干托起中国梦。

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院长梁星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罗平汉提出，与老一辈共产党人往往是党的历史的亲历者不同，今天广大党员、干部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有一个学习与了解的过程。虽然党内不少干部已经比较系统地学习掌握了党史、新中国史，但也有党员、干部对党史、新中国史缺少深入学习，还存在某些似是而非的认知。我们不仅要在这次主题教育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今后还应将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教育常态化，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持续抓下去，切实抓出成效。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0、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21、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22、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25、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2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29、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30、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31、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32、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33、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50岁的生日。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刘伯承得知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的各报记者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希望他谈一下自己的经历，都被刘伯承婉拒。被泼了冷水的记者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

34、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35、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36、1942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过之后，热闹一天的孝感季店乡马家湾总算静下来了。这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队伍悄悄地向这儿开来……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37、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38、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务活动中更显示出了一个伟大女性的崇高风范，获得普世尊敬。为了便于代表党的统一战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党中央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宋庆龄一生得到了很多头衔和荣誉，但宋庆龄却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情有独钟，一生曾三次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这说明在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要光荣都要重要。不仅从宋庆龄入党的次数，而且从她知道自己入党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她对党员身份的渴望。宋庆龄1937年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当听到联络人对她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后，她表表现地特别高兴，还要请联络员吃饭。就是在她病危中，当听到中央已经批准自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眼含热泪。宋庆龄一向给人的感觉是坚毅和刚强，但当她听说自己入党后的眼泪说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动，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对她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39、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40、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41、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党史发展历程及党史故事85个

党的一大：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党的二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在上海召开。

1922年，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史知识学习资料。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是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史知识。二大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党的三大：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1923年，党的三大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义，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党的四大：

1925年四大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四大的缺点和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党史知识，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党史知识。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党的五大：

1927年五大召开，大会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党的六大：

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党史知识，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党的七大：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4年，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1935年长征过程中，遵义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也开始进行全国性抗战。

1938年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共产党人的家风，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0年，百团大战由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

1941年根据地经济建设时期，党史知识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激烈的争论，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名《双十协定》。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七大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大会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的八大：

1948年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56年八大召开，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长征没有结束。

理想永不能丢，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党史知识，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八大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党的九大：

1969年九大召开，九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55年共和国将帅大授衔”，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党的十大：

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继续了九大的“左”倾的错误。

党的十一大：文化大革命中后的首次大会。

1974年，中国赶走南越侵略军，收复西沙群岛。

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进行。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史知识，才将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二大：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1982年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毛主席在金沙江畔——访老船工张朝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十三大：

1987年十三大召开，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一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会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分三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党的十四大：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这次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史知识;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六大：

党的十七大。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史知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党的十八大：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党的十八大的主题是毛主席在金沙江畔——访老船工张朝满：“明确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制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进方向。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回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策立场。”

党员的标准。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以后更需要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将来要发展，要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农民在使用机器耕种之后也变成工人。最后全体人民都是工人。(我们党历来依靠无产和半无产。)一切党员必须承认这点。

2、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她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的要点另外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在农业中组织集体农场，这时，只能依靠工人及贫雇农，不能依靠一般农民，只是团结农民。)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3、因此，现在的人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如果在中途不能坚持革命斗争，就不能再做共产党员。这种革命斗争是包或政治的党史知识、经济的、思想的斗争在内，并且还要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进行武装斗争(但不是说要当一辈子兵)。

4、一切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因此，一切党。

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5、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乡村中互助组、互助会、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方式之一，是半社会主义。不怕牺牲自己一点，努力为合作社工作，就是社会主义。公营工厂生产竞赛，更是社会主义。)。

6、一切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否则，就不能做共产党员。

7、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建立很好的关系，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党史知识。除开经过批准的少数党员外，每个党员都必须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再做一件党的组织或支部所分配的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8、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

党史知识。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1日成立以来整个发展过程的全部历史。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党章的不断完善过程、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组织建设和发展状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全部史实的记载。

党史故事党史人物心得体会

党史故事是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的生动体现，铭记党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党史人物更是我们应该敬仰的楷模。通过学习党史故事和党史人物，我深感他们的奋斗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强大力量。下面我将从实践中学习的党史故事和党史人物中给我带来的启示谈一谈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毛泽东——久经磨难，永不言败。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非常敬佩他永不言败的精神。在长征中，毛泽东带领红军连续经历了艰苦的山水之苦，但他始终不向困难低头，坚定地领导红四方面军面对层层围追堵截，最终胜利通过敌人马蹄声无敌关山，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段历史向我展示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不能放弃，只有咬牙坚持才能超越自我，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三段：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新篇章。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的改革思想深深影响着我。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邓小平积极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带领中国人民迈进了现代化的大门。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重要思想与实践，不仅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更教会了我在实践中要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推动自己不断地进步和成长。

第四段：周恩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周恩来是一位样样称得上合格的共产党员的党史人物。他以其忘我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回顾他为人民的无私奉献、忘我劳动，让我明白了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才能真正成为服务人民的公仆。他的精神让我明白，作为党员，我们应该时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第五段：结语。

通过学习党史故事和党史人物，我深感党的光辉历史的伟大意义和革命先辈们的精神力量。这些故事和人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指导。我们要时刻牢记党史人物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实践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在今后的学习和实践中，时刻保持对党史故事和党史人物的敬仰和学习，不断提升自我，让自己成为时代的新楷模，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党史故事党史军史小故事5分钟

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被水冲走了。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坚持没告诉战友们，装成没事发生一样，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让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自愿地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让我们看到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大人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可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沉默，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轻松地自己上路，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每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女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队伍的优良品质了。

大家好！

刘伯承是中国非常厉害的大将军，是新中国的大功臣，今天就说说刘伯承血战丰都的故事。

刘伯承（1892—1986），原名刘明昭，四川开县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在四川万县参加学生军，从而开始了长达70年的军事生涯。1912年春，刘伯承考入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年底提前毕业后被编入川军第5师任见习排长，随部参加了反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在战火中，刘伯承因功被提升为连长。

1915年12月，刘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参加了第二次反袁战争，即护国战争。1916年3月，在攻打丰都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右眼受重伤。

当德籍沃医生为他摘除右眼球时，为保护脑神经，未用一点麻醉药。刘伯承扶着柱子，满头大汗，没吭一声。沃医生不禁为之动容：“你不是军人，而是军神！军神！真有三国关云长刮骨疗伤的气概！”

刘伯承伤势刚愈，又被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先后任命为第9旅参谋长、第2混成旅第1团团长。刘伯承在反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中，率部浴血奋战，骁勇异常，多谋善断，治军有方，被誉为“川中名将”。

刘伯承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

谢谢大家！

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当您走进位于河北隆化县城的一座烈士陵园，一个场景立刻会展现眼前???身着军装的他，昂首挺胸，左手高擎炸药包，右手紧握拉开的导火索，英勇无畏，气壮山河……他就是年仅19岁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董存瑞。

这天，就让我们在烈士的铜像下，回到1948年5月25日的战场…。

那天下午，董存瑞所在的六连正对隆化中学发起第二次总攻。突然，敌人的机枪像暴雨般横扫过来，把战士们压在一条土坡下面，抬不起头来。原先，这是隆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旱河的一座桥上喷出来的6条火舌。狡猾的敌人，在桥上修了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暗堡，拦住了我军冲锋的道路。这时，董存瑞和战友们纷纷向连长请战，要求把这座桥型暗堡炸掉。但爆破手们都无功而返。董存瑞看到战友的伤亡，再次挺身请战。“你已经几次完成爆破任务了……”不容副连长说完，董存瑞抢着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任务不只是炸几个碉堡。此刻隆化还没有解放，怎样能算完成任务呢?”副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对董存瑞说：“好，你去吧，千万要注意隐蔽。”董存瑞紧攥拳头说：“放心吧，不完成任务就不回来!”

董存瑞挟起炸药包，弯着腰冲了出去。桥型暗堡里，敌人的机枪越打越紧，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声，从他耳边掠过。但董存瑞沉着机智，仍在忽左忽右地爬着。敌人的机枪打紧了，他就伏下不动。敌人的机枪稍一停，他就飞似的向前跃进几米。突然，敌人的机枪又集中朝他打过来，他的腿受了伤，鲜血直流。但他仍抱着炸药包猛冲到桥下。这桥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两旁是砖石砌的，没沟、没棱，哪儿也没有安放炸药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着暗堡，河床上又找不到任何东西代替火药支架。怎样办?董存瑞急得直攥拳头。

这时，身后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总攻的时间到了。大批的部队像潮水般地涌了上来。桥型碉堡上的砖头一块块被推开了，子弹像急雨一般向冲锋部队射去。董存瑞抬头看了看桥顶，又看了看身后一个个倒下的战友。不行，务必立刻把暗堡炸掉，否则有更多的战友要倒下，也会影响整个战役。想到那里，董存瑞毅然决然地将身子向左一靠，站在桥中央，左手托起炸药包，紧紧贴住桥型暗堡，右手猛地一拉导火索，巍然挺立，纹丝不动，像是一尊雕塑。就听董存瑞高声喊道：“为了新中国，冲啊!”刹那间，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敌人的桥型暗堡被炸得粉碎。

此时，我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歌声回荡在陵园的上空，也缭绕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说新四军的由来和新四军历史。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属于国民政府战斗序列，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10月将在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国民政府宣布"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

中国共产党对此针锋相对，宣布重建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后的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8年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其中对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反顽自卫作战3千余次。新四军作战伤亡8.9万余人。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拥有主力21.5万余人。

1938年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至南昌，集中改编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指示设计新四军臂章。当时，八路军曾佩戴有"抗敌"两字的臂章。美术工作者吕蒙等人受此启发，提议新四军臂章上画上一个身背斗笠，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战士，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两字，以表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心。此臂章得到叶挺等新四军指挥员的认可，成了最初的新四军臂章。

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改换军服后，八路军、新四军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

1939年春，新四军为了动员广大官兵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四军作战方针的指示，配合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士气，军部首长动议创作一首新四军军歌。3月间，首先由陈毅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1939年6月发表在新四军的刊物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由何士德谱曲后，这首歌就在新四军中传唱开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歌曲之一。这首歌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表现了新四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说手举马灯照万人的故事，长征路上，夜行军中，红军战士常常可以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穿着普通战士的灰色军装，提着一盏明亮的马灯，站在险隘的路口，盯嘱着同志们“小心，小心！”他，就是中央苏区财政部长林伯渠同志。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了阻止红军突围，集中了大量兵力和飞机实行围追堵截。这样，红军就只能白天隐蔽，夜晚行军。林伯渠同志当时是红军总供给部长和总没收委主任，可以想象，他肩上的担子有多么的繁重！为了保证部队供应，他还要经常亲自带领战士去打土豪。为了保证他的工作，也适当地照顾这位已经年近半百的老战士夜间行军，组织上从缴获的几盏马灯中给他配发了一盏。然而，林伯渠同志从没有将这盏小马灯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给大家。

一天夜晚，部队正在翻越四川天全境内的一座名叫老虎岭的大山，突然前面传来“哎哟”一声，林伯渠急忙问询，是前面有一条溪沟，一位小战士过沟时不慎掉了下去。林伯渠三步并作两步赶了上去，举着马灯一照，只见山沟足有一丈宽，沟上面仅搭着一根树，朝下看，黑咕隆咚不见底，隐隐传来流水声。这时，只听见从下面传来了小战士的声音：“我还活着，我看见小马灯了！我看见小马灯了！”听到那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喊声，林伯渠一边安排搭人梯，一边找来绳子吊马灯。只见马灯顺着人梯走，人梯随着马灯行，终于把小战士拉了上来，挽回了一条生命。

这时，只见林部长手持木棍举马灯，照着独木桥大声果断地下命令：“快，迅速过桥！”这可急坏了警卫员小邓，搓着双手心急如焚。“林部长，您这要举多长时啊？”“不管时间多长，都要保证战士们过桥无险情。来，我们两人轮流举，20分钟为一轮”。只见马灯光下战士匆匆过桥，足足过了4个钟头整，等到部队全过完，已是午夜时分。林部长这才带着警卫员最后一个踏上征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队伍全部到达两河镇。迎面走来朱德总司令，拉住林部长笑盈盈地说：“辛苦您了，有一名女战士要为您唱首歌，她就是小战士的老乡李坚真。”

这时只听掌声起，一曲山歌响入云：“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所惧，手举马灯照万人。”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说手举马灯照万人的故事，长征路上，夜行军中，红军战士常常可以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穿着普通战士的灰色军装，提着一盏明亮的马灯，站在险隘的路口，盯嘱着同志们“小心，小心！”他，就是中央苏区财政部长林伯渠同志。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了阻止红军突围，集中了大量兵力和飞机实行围追堵截。这样，红军就只能白天隐蔽，夜晚行军。林伯渠同志当时是红军总供给部长和总没收委主任，可以想象，他肩上的担子有多么的繁重！为了保证部队供应，他还要经常亲自带领战士去打土豪。为了保证他的工作，也适当地照顾这位已经年近半百的老战士夜间行军，组织上从缴获的几盏马灯中给他配发了一盏。然而，林伯渠同志从没有将这盏小马灯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给大家。

一天夜晚，部队正在翻越四川天全境内的一座名叫老虎岭的大山，突然前面传来“哎哟”一声，林伯渠急忙问询，是前面有一条溪沟，一位小战士过沟时不慎掉了下去。林伯渠三步并作两步赶了上去，举着马灯一照，只见山沟足有一丈宽，沟上面仅搭着一根树，朝下看，黑咕隆咚不见底，隐隐传来流水声。这时，只听见从下面传来了小战士的声音：“我还活着，我看见小马灯了！我看见小马灯了！”听到那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喊声，林伯渠一边安排搭人梯，一边找来绳子吊马灯。只见马灯顺着人梯走，人梯随着马灯行，终于把小战士拉了上来，挽回了一条生命。

这时，只见林部长手持木棍举马灯，照着独木桥大声果断地下命令：“快，迅速过桥！”这可急坏了警卫员小邓，搓着双手心急如焚。“林部长，您这要举多长时啊？”“不管时间多长，都要保证战士们过桥无险情。来，我们两人轮流举，20分钟为一轮”。只见马灯光下战士匆匆过桥，足足过了4个钟头整，等到部队全过完，已是午夜时分。林部长这才带着警卫员最后一个踏上征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队伍全部到达两河镇。迎面走来朱德总司令，拉住林部长笑盈盈地说：“辛苦您了，有一名女战士要为您唱首歌，她就是小战士的老乡李坚真。”

这时只听掌声起，一曲山歌响入云：“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所惧，手举马灯照万人。”

谢谢大家！

我的家乡是一个革命老区，从小爷爷就给我讲了很多发生在我们村的故事。有一个“红军洗木桶”的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发生在南昌起义后的事情，1929年10月，朱德、陈毅、林彪元帅等人带领红军队伍转移到我们镇，有五六千人。因为我们村在大山里面，比较容易隐蔽，所以有一大部分红军就驻扎在我们村。驻下来后，红军战士支起大锅开始做饭，发现装饭的盆不够用，就跟村民借，我们村只是一个小山村，也没有那么多盆，村民们很积极，将家里能用的各种盆、桶都洗干净送到了军营里。部队驻扎了几天，在“五星桥”打跑了驻扎的国民党，收到了毛主席的“九月来信”就开始撤离了。撤离之前，驻扎在我们村的红军战士将从村民们手中借的木桶，拿到河里认真地反复清洗，那些旧木桶全部都像翻新了一样。

爷爷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士不单单在我们村这样做，只要他们在驻地借了群众的物品，都是非常爱护，归还时不但清洗得很干净，有破损的地方也帮你修好了。他们不是把“为人民服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挂在嘴上，而是真真正正落到一点一滴的小事上。

作为一名成长在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要学习红军战士的这种精神，不能空有梦想，而是要从小事做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学好文化知识，锤炼自己的道德品格，把梦想落到实处。

大家好！

我讲的故事是五姑嫂舂米送红军。根据通道侗族自治县播阳镇梁甫耀老人回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当时乡亲们都不了解。所以听说红军要来，国民党*就造谣惑众，说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无恶不作，还鼓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把粮食物品、生活用具都搬到山上去收藏起来。

当时梁老的妈妈年纪大了就没有跑，他的嫂嫂和出嫁的几个姐妹非常孝顺，也都留下来陪着妈妈。

1934年12月，红军到了播阳，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和国民党的宣传正好相反，他们不仅不杀人放火，反而待人非常亲切，秋毫无犯。消息传到山里，梁老和胆大的乡亲们都回到家里。回来时，梁老的心里还有点儿害怕，但是一到家，红军亲切地喊他老乡，还宣传说：“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接着帮他们挑水、砍柴、做饭，连周恩来这么高的首长都亲手播谷粒，梁老非常感动，很快消除了恐惧和戒备心理，红军要梁老找石碓舂米，还问梁老愿不愿意给他们带路去黄垢，梁老都爽快地答应了。

在带路之前，梁老动员了他家的五姑嫂给红军舂米，她们舂啊舂，一连舂了五天五夜，那几天梁老家简直成了粮食供应站，红军这一批送谷子来，那一批领白米去，络绎不绝。

五姑嫂手中的簸箕上下翻飞，雪白的米粒在簸箕了欢腾跳跃，仿佛在欢迎红军的到来。五姑嫂虽然很辛苦，但是不收红军分文工钱，红军开工钱给她们，她们总是咯咯一笑，说gue有、gue有（侗语：不要钱的意思），没有一个伸手去接钱的。

在红军走的头一天晚上，五姑嫂还拿出了自酿的苦酒来敬红军，她们边敬边唱敬酒歌（侗语，歌词大意为：欢迎远方的朋友们到侗乡来做客，我们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只有拿出自酿的苦酒来敬大家，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欢乐的场景深刻地体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

谢谢大家！

党史故事85个党史小故事

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31日，红三军团及红十二军突袭建宁城，共击溃国民党军刘和鼎师4个团。至此，红军15天横扫700里，连打5仗，消灭国民党军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缴获山炮4门(两门为白沙战斗中缴获)，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在建宁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光辉诗篇。

31日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建宁城红三军团驻地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利用缴获的山炮，组建红三军团山炮连和红一军团山炮连。红一、三军团山炮连在建宁组建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为了提高山炮的作战效果，决定建立炮兵训练基地，培养优秀的炮手，地址就设在溪口北郊凉伞坑的百丈台。从此，百丈台上军号嘹亮，红军炮兵战士刻苦学习军事技术。

山炮连建立之初，山炮少，炮弹更少，每一颗炮弹都显得十分珍贵，不能随便浪费。训练时是没有炮打的，新炮手只能在实战中由老炮手现场指教。因此，炮手们平时就要苦练过硬的本领。经过严格的训练，红军炮兵战士个个顶呱呱，称得上神炮手。

红军有了炮兵如虎添翼，山炮在攻防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0月，总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签发了《建黎泰战役计划》，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序幕。10月18日下午，攻打建宁的战斗打响，攻城部队是红一军团。敌周志群部依仗着坚固的城墙和精良的武器，企图负隅顽抗。红军从建宁城北门发起攻击，红军用山炮轰开了一个大口子，敌人被炸晕了头，纷纷朝城内逃窜。红军又用山炮沿着敌人逃跑的方向延伸射击。炮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建宁战斗很快结束，红一军团击溃建宁县城守敌周志群部的第二团，缴获枪支500余支，俘敌官兵400余人，占领建宁城。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从江西广昌移师建宁、指挥建宁阻击战。1934年1月29日，国民党派出飞机轰炸红军阵地，向邱家隘防线进攻。7倍于红军的敌军轮番进攻，山头上炮火纷飞，子弹呼啸。红军指战员沉着应战，红军的山炮派上了用场，待敌人发起冲锋进入了最佳射程才开炮，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只可惜山炮数量少，炮弹有限，在防御战中只能起辅助的作用。

建宁溪口凉伞坑的百丈台是红军第一个山炮连诞生地。关于百丈台还流传着一首红色民谣：“百丈台，百丈台，红军炮兵射击台，白军官兵断魂台!”